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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纳插进来：“那天晚上街上出了很多事，无线电通讯非常频繁。电话多，个别案子的优先级必然降得比平常低。问题是，一旦优先级决定了，就不会再改变。调度员根据他屏幕上的号码行事，除非开始着手处理，否则他不会知道案子的性质。如果已经积压了很多第一、第二、第三优先的案子，他会先处理这些，而列入第四优先的案子可就有得等了。”
“无疑，那个接线生搞砸了，”埃伯格淡淡地说，“但我想这种情形可以理解。”
我坐着僵硬到不能呼吸。
鲍尔斯继续用同样单调的声音说：“大约四十五分钟后，终于有辆巡逻车经过彼得森家。那个警察说他用探照灯照房子的正面，里面一片漆黑，根据他的说法，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接到一个处理家庭纠纷的呼叫，就开车离开了。不久，彼得森先生回到家，发现了他太太的尸体。”
他们还在说话、解释。他们说到在豪尔海滩和布鲁克林发生的凶杀案，由于警方没有及时赶到而造成死亡。
“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法庭都裁决过政府没有义务为未能防范罪案发生而负责。”
“不论警察是否采取了行动，都不能改变结果。”
“但这不重要。就算我们被指控后打赢了官司，传出这样的恶名，我们还是输了。”
我几乎一句话也没听进去，恐怖的景象一幕幕地在我脑中飞驰而过。那个被切断的九一一电话让我了解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急诊室下班后，洛丽·彼得森疲惫不堪，加上丈夫告诉她会比平常晚回家，所以就先上床睡觉。她可能只打算睡一会儿，等他回家再起床——就像以前我当住院医生时，常常等东尼从乔治城法学院回家一样。她听到房子里有声音而醒来，可能是凶手蹑手蹑脚从走廊走过来的声音。她觉得很奇怪，就叫丈夫的名字。
没人回答。
在那黑暗静默的片刻，时间似乎无限漫长，她发现有人在房里，但不是马特。
她惊恐起来，连忙打开床边的灯，拨打电话。
她只拨了九一一，甚至还来不及呼喊救命，凶手便猛扑过来，把电话线从墙上扯下。
说不定他从她手里抢下电话听筒，或者对她大吼，而她在恳求他。他被打断，暂时忘了提防。
他陷入暴怒，可能出手打她，或许就在这时打断了她的肋骨。正当她痛苦得颤抖之际，他发狂般环顾四周，电灯还亮着，他可以看到卧室里的每件东西，包括她桌上的求生刀。
这起谋杀原本能因外力介入而消弭。
如果她的电话能列为第一优先，如果调度员立刻广播，警察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抵达。他会注意到卧室的灯还是亮的……凶手很难在黑暗里切断电线，捆绑被害人。那个警察可能下车，甚至会听到声音。别的不说，如果他有时间照亮房子的后面，一定会注意到被人拿下的纱窗，野餐凳和打开的窗户。凶手杀人进行的那套“仪式”需要点时间，在他杀死她之前，警察或许能及时撞进屋子。
我口干舌燥，喝了几口咖啡才开口说道：“有多少人知道？”
鲍尔斯回答：“没有人在讲这个，凯。甚至马里诺警官也不知道，至少他不像知道。分派这个案子时他没在执勤。有个警察到了现场后，他才在家中接到消息。这件事已经在警局里传开了，但知道这件事的警察都奉命不许同其他人讨论。”
我明白他的意思。谁若多嘴就会被派去管交通，或留在办公室里坐冷板凳。
“我们告诉你这个不幸消息的唯一理由，”埃伯格小心翼翼地找寻适当的字眼，“是你必须有充分的背景资料，相信你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非得采取下面的步骤。”
我僵直地坐着，一眼不眨地紧盯着他。他终于要摊牌、说出重点了。
“昨晚我与斯皮罗·弗特西斯医生谈过，这位法庭心理学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心得。我也同联邦调查局内对这类凶手的人格有特别研究的专家讨论过，他们指出，新闻报道会使局势恶化。这类凶手容易受到新闻的刺激，看到有关自己的新闻报道就会变得更加亢奋，促使他采取更多行动。”
“我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我直率地提醒他，“我们不能控制记者报道的内容。”
“我们可以。”埃伯格望向窗外，“如果我们少提供一些消息，他们就没什么可写。不幸的是我们提供了太多。”他停了一下。“至少有人提供了太多。”
我不确定埃伯格的目的是什么，但他攻击的目标绝对直指向我。
他继续道：“我们讨论过的骇人听闻的细节——那些走漏的消息，都变成了巨细靡遗的新闻报道，成为巨幅标题。根据专家弗特西斯医生的意见，这些渲染的报道令凶手兴奋，带给他极大的压力，很可能因此促使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度下手。谋杀的欲望再度上升，激发他再去找一个被害人，不然无法舒解这种压力。你知道，塞西尔·泰勒的被杀与洛丽·彼得森之间只不过隔了一个星期——”
“你同本顿·韦斯利讨论过这个吗？”我插了一句。
“没这必要。我与他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的同事舒斯林谈过了，他在这方面很有名，出版过很多着作。”
谢天谢地。如果几小时前我就知道这件事，却没告诉坐在我会议室里的韦斯利，那我一定感到不安。我想他会像我一样愤怒。局长自行插足调查，绕过我、韦斯利和马里诺，把这些案子抓在自己手里。
“这些经由闲话或走漏消息造成的耸动新闻，”埃伯格继续说，“以及由于九一一处置不当，市政府要负法律责任的可能性，都使得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斯卡佩塔医生。从现在开始，与警方有关的消息，将经过诺曼或比尔发布，你的办公室不能发表任何新闻，除非是由我来发布。我这样说够清楚了吧？”
我的办公室从没惹过任何麻烦，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从未招惹媒体注意，我发布新闻时一向非常小心。
如果记者得知原来应由我的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如今将由局长来处理，他们会怎么想？其他人又会怎么想？在弗吉尼亚州四十二年的法医体制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要我闭口会让别人以为我不值得信任，所以不再有权责。
我环顾四周，但没有人直视我。鲍尔斯紧闭嘴唇，视若无睹地研究他的咖啡杯。他拒绝给我一个安慰性的微笑。
埃伯格再度参阅他的笔记。“最糟糕的是艾比·特恩布尔，这不是第一次了。她不是因为闲坐在那里而得奖的。”他转向我，“你们认识吗？”
“她很少越过我秘书那一关。”
“嗯。”他随手翻到另一页。
“她很危险，”坦纳自行发言，“《时报》是全国最大的连锁报之一，他们有自己的通讯网。”
“嗯，无疑，特恩布尔小姐对我们伤害最大。其他记者只是重复她的发现，在广播中把旧闻踢来踢去。”鲍尔斯缓慢地说出意见，“我们要找的，是她从哪里搜到那些消息。除你之外，凯，还有哪些人能碰那些档案？”
“档案副本会送给检察官和警方。”我平铺直叙地说——他与坦纳就是检察官和警方。
“被害人的家属呢？”
“目前他们的家属并未要求看档案，如果他们要求，我会把他们转到你的办公室。”
“保险公司呢？”
“如果他们提出要求。但从第二个案子开始，我要我的办事员除了你的办公室和警方之外，少送资料出去。这些报告是临时性的。我尽量拖延，不让它们流传出去。”
坦纳问：“还有别人吗？制作人口动态统计的？你必须把所有初步验尸记录和解剖数据送给他们，他们通常会往主机上存入这些数据，对不对？”
我吓了一跳，没有立刻回答。坦纳事先绝对做过功课，他没有理由会知道这种日常内部作业程序。
“我们办公电脑化后，就不再送书面报告给人口动态统计。”我说，“他们还是会拿到我们的资料，那是当他们开始写年度报告时——”
坦纳打断了我，他接下来说的话就像一把对准我的枪。
“嗯，那就要看你的电脑了。”他开始随手旋转杯里的咖啡，“我猜你严格限制了对数据库的取用。”
“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埃伯格低声说道。
时机坏得不能再坏。
我真希望玛格丽特没有告诉我有人侵入了我的电脑。
我陷入恐慌，搜肠刮肚地想该说些什么。如果这些数据没有走漏，凶手也许能早一点就擒，这个有天分的年轻医生可能还会留在人间吗？这无名的“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会不会不是活人，而是我办公室的电脑？
我想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堪的时刻。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非常小心，看起来仍有人侵入了我们的数据库。今天我们发现有人在查洛丽·彼得森案子的证据，但并未成功，因为她的数据还没输入电脑。”
好一阵子没有人发言。
我点起一根烟。埃伯格愤怒地瞪着它，然后说：“但前三个案子已经在里面了。”
“是。”
“你确定不是你的属下，或是你某个市区的副手查的数据？”
“我有足够理由相信不是。”
再度沉默。然后他问：“不论是谁侵入的，他可不可能已经干过了？”
“我不能确定是否发生过。我们常常把电脑设在响应模式，所以玛格丽特与我可以在家打入。我们不知道外人如何得知我们的密码。”
“你怎么发现有人侵入的？”坦纳看起来很迷惑，“你今天才发现。如果以前发生过，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我的电脑专家之所以会发现是因为刚巧电脑设在回显，屏幕上有指令。不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埃伯格眼光一闪，睑变成愤怒的红色。他随手拿起一把景泰蓝裁纸刀，拇指沿着不利的刀锋抹过，似乎抹了很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