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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在读书风气不高的晚明时代，是朱彝尊所说的“读书种子”。晚明读书风气不高，一方面是“束书不观”高谈“实践”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读汉朝以后的书的复古派，相激相荡之下，学问是不扎实的。胡应麟在这种风气里挺身而出，主张又精又博的学问，是很难得的。他呼吁：“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吵见，易兔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敢以鸿硕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他写《四部正讹》一书，上承宋濂的《诸子辨》，扩大检讨重要的古书，为古书辨伪，就是功力极深的一部著作。古书辨伪工作早发于刘知几、柳宗元，由胡应麟、姚际恒接了力，最后光辉后照，直到今天，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长记。
姚际恒：《庸言录》
姚际恒（一六四七～一七一○后），字立方、善夫，号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熙、雍正时代的一位学者，一位倒媚的学者，他“一生坎坷”，虽然“手著几等于身”，但是他的名字。却着存若亡、半明半显。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好评，纪昀说：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
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义，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梅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
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
这是很不公道的。姚际恒就在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给挤出局了。直到清末张之洞出来，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视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他才死后走运，被人肯定起来了。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一七四一），字省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进士，“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这种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这书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花了四年半（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
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乱时，正赶上回家探视，被靖甫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势，继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岁。
永瑢等：《四库全书》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为了编四库全书，数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价，文字狱接二连三，文字麻烦也此起彼落，甚至总纂官之一陆锡熊，为了到东北校书，冻死在关外；总校官陆费墀，为了“书有伪谬”，被下吏夺职，还要死后抄家，赔装订费。——给皇上办事，事岂好办哉？
《四库全书》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但因为只有七部，流传不广。所以只见其大，不得其用。中国知识分子用的，还是其他的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的重要，由此可见。从版本上看，《四库全书》并非佳构；但从卷佚上看，它却是天下第一。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四七三），字彦和，山东莒县人，是梁朝人。他“家贫不婚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并舍身出家，改名慧地……他这部《文心雕龙》，引论古今丈体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
《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可以分为三部分：前五篇，瞩于通论；次二十一篇，属于文体论；未二十四篇，属于修辞学。这部书全出以骈俪文，但用不善说理的骈俪文写出这种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龙》写成以后，大家并没重视。刘勰乃去找《四声谱》的作者沈约，请沈约推荐，可是无法见到。乃等在沈约家门口，装作卖书的，引起沈约的注意。最后终蒙加以揄扬，才变成名著。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它“体大《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计关于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编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叙一篇，为全书旨趣所在。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摛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也就极为广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学的书，是不对的。
刘知几：《史通》
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刘子玄。五十岁时，因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讳，所以以字行，江苏铜山人。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读完《左传》，十七岁的时候就把历史书读光了。他在自述中回忆道：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者，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以这样一个聪明绝顶、心境孤独的人，终于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国有“史”书很早，可是有“史学”却是后来的事。第一部开山的“史学”专书就是这本《史通》。全书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为大胆批评到有关圣人的传说不可信等主题，一直被封杀，直到宋朝以后，才慢慢抬头。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据的盛世，但却超出考据国外，提倡新的史学和方法。
中国古代有史官、有史书，但却没有什么史学和方法。最早的史学方法，姑且可说是孔丘的“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在这些原则下，出来了《左传》跟《史记》。孔丘以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马光（《通鉴考异》作者）、李心传（《旧闻证误》作者）、清朝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作者）、崔述（《考信录）作者）等出来，相继给史学方法加深了枝叶，其中最有成绩的，就是章学诚。
《文史通义》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容包括易教、书教、诗教、经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书的重点是“六经皆史”说，并指出单纯的编纂和考证不算史学，史学得有个人见解才成。章学诚认为六经不过是些古史史料，并不是“载道之书”，这种见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经以言道”的传统的错误观点，给九十年后的国故整理与疑古风气，提供了理论基础。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时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俞樾：《春在堂全书》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
俞抛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陈汉章。章炳麟后来搞革命，故意写信向他“谢本师”，免得他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陈汉章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俞樾的学生很多，《清史稿》说“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可见他的拉风情况。
章炳麟：《章氏丛书》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绛，字太炎，以顾炎武又名顾绛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邹容庾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一九二五年，创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