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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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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

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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