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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为人所景仰，他的寓言为人所传诵，但他自己仍不过是他的主人的奴隶而已。如
果阮玲玉不是一个附属品而是一个社会人，在这样的场合，他不会像被贩卖一样地
被张达民索价，纵然被索价，也不会被控告而觉得“人言可畏”的吧。那么，有什
么理由会叫她寻短见呢？
然而阮玲玉如果是一个真实意味的奴隶，她也许不会寻短见。因为主人的苛虐
是可以被奴隶习惯，被认为正当甚至被认为恩惠的。同时在主人方面，他有充分的
权利可以公然处治一个背弃自己的奴隶，也用不着奴隶自己准备的安眠药。
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那情形也会完全不同。我们历来的
女艺人的地位的卑下是周知的。过去的且不说，就是现在的那保有最浓厚的封建气
分的旧戏班里的女伶乃至电影界的某几个个别的女明星，仍旧只是达官贵人、富商
大贾、公子哥儿们玩弄的侍姬、外室乃至夜度娘。从这一事实可以推知，如果在完
全的封建社会里面，阮玲玉的地位，会比现在所有的还要卑下。并不是说如果地位
卑下就不会寻短见，只是说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她的知识思想乃至感情，会被蒙蔽
被束缚得更厉害，更容易学会屈服，更容易安于卑下，能够感到像阮玲玉现在所感
到的矛盾苦闷因以寻短见的机会是少有的。
现在的社会不用说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像前面说过的一样，
一部分妇女们已经得到了恋爱、婚姻、教育、职业方面的相当的自由。她们不但不
是奴隶，并且也已经不是完全的附属品。她们的知识思想乃至感情上的蒙蔽或束缚，
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厉害，比较容易有一个觉醒的或半觉醒的灵魂来感知她们所接触
到的社会的一切。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势力还残存着，封建时代的文化思想——道
德观伦理观还或多或少地盘据在她们的脑子里。恐怕很少人能够说洗清了人们脑子
里的封建残余。那些旧的道德观伦理观，在大多数民众，也许还是唯一的精神的财
产；但对于一部分过着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却是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的，甚至
和他们的思想冲突的。平居无事的时候，纵然觉得不调合，却很容易持一种优柔的
态度，以为不肃清它，也不足重轻；可是一旦有事，它却冷不防地作起怪来，和你
斗争，不但你毁灭它，就是它毁灭你。阮玲玉的短见就是具体的说明。
据接近阮玲玉的人的谈话及她自己的绝命书看来，阮玲玉的脑子里的封建残余
是很有力的，但是由于社会情势的变易，她的生活环境的指唆，她已经和旧式女人
不同，也不能作一个旧式女人了。如果她的婚姻没有什么纠纷，新和旧的冲突也许
会潜伏着的吧。可惜她没有那们好的命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解决的纠纷倒
成了她致命的导因。到这时候纵然发见那封建怪物的毒恶，已经迟了。
杀阮玲玉的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张达民，唐季珊某个人，是到现在还残存着的
封建势力，是那盘据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五四”
运动没有完成肃清封建文化的伟业，封建的毒焰现在反有日见旺盛之势。阮玲玉是
作了这不幸的时代的牺牲，但像阮玲玉的人，“真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她不
是最初的一个，也不会是最后的一个的吧。为了纪念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为了拯
救传统文化束缚之下的未来的牺牲者，我们对于残存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留下来
的任何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太白》第十期，我发表过一篇《谈娜拉》，内面
有：“娜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女性会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态而出
现”之类的话。但娜拉的时代虽然过去，新时代的女性身上应该同时负有作为反封
建的娜拉的任务，也只有通过新女性的势力，娜拉的愿望才能彻底实现。阮玲玉的
短见将成为新女性的一个有力的刺激。
选自《聂绀弩杂文集》
谈杂文
《现代》九月号的《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
“杂文”的“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
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
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
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
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
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
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创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
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
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的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
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
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的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
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
作者的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Ｌ．Ｓ．杂感选集》上说的“这
种文体，将要因为Ｌ．Ｓ．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
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
条件之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
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
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象指示给读者；它的任务的
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
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的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甚么不下点工夫，把这些写
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
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北，“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
章的“题材”，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
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的体裁，各有各的用处；即使个人的偏见，看
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
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的“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的原形，决
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北，“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的
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
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工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
是能下而又肯下工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滑头，
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的残害，
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的周围造起一座墙，跟社会隔
绝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的眼睛，或把整个身
体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甚么“创作精神”？
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
宗小品，聊以排遣这目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斜而不
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
的。可惜他们的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
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
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
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
的他们的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的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甚么希望。不用
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工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
的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
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
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的日常
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
“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
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的“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
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窃取光荣的杂文的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的
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的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
来——非特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