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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生活相脱离。无论是骈俪文，散文诗式的散文，赋，都不是优良的散文。它们的被称为优良，只有当用不正确的文学标准评判的时候。所谓优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见乃系指一种散文具有酣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像大小说家第福（Defqe）、司惠夫脱（Swift）或波司威而（Boswell）的笔墨然者。那很明白，这样的散文，必须用现行的活的语言，才能写得出来，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语言所能胜任。特殊优美的散文可从用白话写的非古典文字的小说中见之。但吾人现在先讲古典文辞。
使用文言，虽以其特殊劲健之风格，不能写成优美的散文。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够烘托现实生活的日常的事实，这一种工作旧体的文言文是不配的。第二，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而古典文学的传统倾向于文字的绝端简约的，它专信仰简练专注的笔法。好散文不应该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唯一目的，却在乎文雅。好散文的进展必须用天然的大脚步跨过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动扭扭搦搦有似缠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态都是造作的。好散文殆将需用一万至三万字以充分描写一个主要人物，例如斯得莱契（LyttonStrachey）或巴莱福特（GamalielBradford）的描写笔墨。而中国的传记文常徘徊于二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结构，而骈体文却是显明地过分平衡的。
总之，好散文一定要条畅通晓而娓娓动人，并有些拟人的。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包藏于含蓄的手法，掩盖作者的真情而剥夺文章的性灵。吾人大概将巴望着侯朝宗细细腻腻的把他的情人李香君描写一下，能给我们一篇至少长五千字的传记。谁知他的李香君传恰恰只有三百五十字，好像他在替隔壁人家的祖母老太太写了一篇属褒扬懿德的哀启。缘于此种传统，欲研究过去人物的生活资料将永远摸索于三四百字的描写之内，呈现一些极简括素扑的事实大概。
实在的情形是文言文乃完全不适用于细论与传记的，这就是为什么写小说者必须乞灵于土语方言的理由。《左传》为纪元前三世纪的作品，仍为记述战争文字的权威。司马迁〈纪元前（１４０——８０）为中国散文之第一大师，他的著作与他当时的白话保持着密切接近的关系，甚至胆敢编入被后世讥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笔墨仍能保留雄视千古的豪伟气魄，实非后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能企及。王充（２７——１０７）写的散文也很好，因为他能够想到什么写什么，而且反对装饰过甚的文体。可是从此以后，好散文几成绝响。文言文所注重的简洁精炼的风格，可拿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的《五柳先生传》来做代表，这一篇文字，后人信为他自己的写照，通篇文字恰恰只一百二十五字，常被一般文人视为文学模范。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裼穿结，簟飘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这是一篇雅洁的散文，但是照我们的定义，它不是一篇好散文。同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证据，它的语言是死的。假定人们被迫只有读读如此体裁的文字，它的表白如此含糊，事实如此浅薄，叙述如此乏味——其对于吾人智力的内容，将生何等影响呢？
这使人想到中国散文的智力内容之更重要的考虑。当你翻开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种迷失于杂乱短文的荒漠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它包括论述，记事，传记，序跋，碑铭和一些最驳杂的简短笔记，有历史的，有文学的，也有神怪的。而这些文集，充满了中国图书馆与书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栋。这些文集的显著特性为每个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诗，是以每个文人都兼为诗人。所宜知者，有几位作家另有长篇专著，故所谓文集，自始即具有什锦的性能，从另一方面考虑，此等短论，记事，包含着许多作家的文学精粹，它们被当作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中国学童学习文言作文时，需选读许多此等论说记事，作为文学范本。
作更一步的考虑，这些文集是代表文学倾向极盛的民族之各代学者的巨量文字作品的主要部分，则使人觉得灰心而失望。吾们或许用了太现代化的定则去批判它们，这定则根本与它们是陌生的。它们也存含有人类的素质，欢乐与悲愁，在此等作品的背景中，也常有人物，他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为吾人所欲知者。但既生存于现代，吾人不得不用现代之定则以批判之。当吾人读归有光之先慈行状盖为当时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作者又为当时文学运动的领袖，吾人不由想起这是一生勤勉学问的最高产物，而吾人但发现它不过是纯粹工匠式的模古语言，表被于这样的内容之上，其内容则为特性的缺乏事实的空虚，与情感之浅薄。吾人之感失望，谁曰不宜。
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准去搜寻它。或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活跃，或为体裁、风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寻这样的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为非正统派的作者，带一些左道旁门的色彩的。他们既富有充实的才力，势不能不有轻视体裁骸壳的天然倾向。这样的作者，随意举几个为例，即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自珍，他们都是智识的革命者，而他们的作品，往往受当时朝廷的苟评，或被禁止，或受贬斥。他们有具个性的作风和思想，为正统派学者视为过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
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１９１７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使返于更遥远的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眼光。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入他的文章。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他又主张个性独立的文体，坚信文学只为性灵之表现，性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马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头衔；如“轻佻琐细”，“粗俗不雅”，“非正统”。直至１９３４年，这位性灵文学的始创者始从几被全部埋没的厄远中翻身转来。但袁中郎亦未有胆略或见识以主张白话的应用。倒还是一般通俗小说的作者，他们盖已放弃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们为求大众的了解起见，不得不用白话来写，这一来奠下了用活的现代语的文学之基石。而当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话为文学工具的时候，他会屡屡声述这种基本工作已经前人替他彻底准备，历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学工具写作者，尽有现成的第一流模范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间，白话文运动收到空前迅速之成效。
紧接文学革命之后，有两大重要变迁。第一为尚性灵的浅近文体的写作的培养，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所堪注意者，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响甚深。第二个变迁即所谓中文之欧化，包括造句和词汇。西洋名词之介绍，实为自然的趋势。因为旧有名词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的概念。在１８９０年前后，为梁启超氏所始创，但１９１７年之后，此风益炽。鉴于一切时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体之欧化，诚微不足道；但所介绍的文体既与中国固有语言如是格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这情形在翻译外国著作时尤为恶劣，他们对于中国通常读者，其不合理与不可解，固为常事。
实在此等困难乃为翻译者之罪，其理无他，即为他们的对于外国语言的通晓练达之不够。使他们不得不一字一字的翻译，而缺乏全句概念之体会。试想那些把冗长英文关系句接连前行词翻成中文之畸形，此关系句（中文中无此结构）乃易成一长串的形容句，在说出所要形容的一词以前，可延长至数行之文句。某几种变迁显然是进步，如宽散句法之介绍是。又似把“假设”句段放于主句之后向为不可能者，现已有这样写法的了，这使散文大为柔和而具伸缩性。
中国散文还有其光明的未来，假以时日，他可以匹敌任何国家的文学，无论在其力的方面或美的方面。最好的现代英国散文乃以善描摹的具体文字，采自土著的英语，与采自拉丁派遗传的具有确切意义与文学意味的文字的健全融和著称的。一种书写的语言倘把下述种种辞句，如‘新闻之嗅觉，’“知识之蛛网”，“语言之追逐”，“跨于胜利潮流之上”，“鲁意乔治（LioydGeorge）向保守党的卖弄风情”，当作好的标准英语，将仍保留为刚健的文学工具。一个不正确的文学标准，它将抽出这些字眼象“嗅”“蛛网”，“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