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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方”
看汤如炎先生的文章，真得有点道行，还是老话一句，看了半天，仍不知道他阁下到底说的是啥。盖汤先生的文法有点古，修辞也有点雅，所以猛一看很难看得懂，而仔细看还不如猛一看。不过有一件事倒是非常新鲜的，那就是他对文言文的表意能力，深为怀疑，所以在紧要关头，怕人越看越糊涂，就用白话文夹而译之：“此物奚宜至哉”译曰：“这家伙何以会瞎来呢？”“于禽兽又何难焉”，译曰：“对于禽兽一样的家伙责备又有啥用？”有识之徒一向是反对白话文的，看情形还是白话文好。
汤先生文中说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误用“汤如炎要阉人”，我心里颇为疑惑，疑惑不定之余，找了一份该报，前后瞧之，原来《自立晚报》并没有“误用”，而是柏杨先生“误用”，汤公之话如果改为“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上柏杨误用‘汤如炎阉人’”，就符合事实矣。依汤公说法，乍看起来，该文岂不好像是该报社论乎？我想汤先生可能是正义之怒太多，怒昏了尊头，才有如此杰作，如果倒转过来，我说汤先生的言论，就是立法院的言论，可乎？不可乎？此之谓以总体代个体的背黑锅主义，乃不求甚解的古老毛病，无怪《中外建设》杂志社论一再强调“足食、足兵，尤贵足教。”
不过，以汤先生的“仁之方”来看，当然不会如此糊涂，恐怕还是另有一种学问，曰“不让竖子成名学”，盖汤公已经因“阉之”之举，声震天下，柏杨先生无名老头，能算老几？我不提他，以免他沾我的光。记得一九三零年代，林语堂先生在上海创办《宇宙风》、《人间世》，就直截了当宣布，对任何人的攻击，都不指名答复。盖也是不允许别人借该刊而成名也。这种作法我不赞成，但我却尊重这种做法，因每人有每人的个性和气质，每人有每人的行为规范和适应之道，不应互相勉强求同。不过是，不提对方名字以免其成名则可，割头栽赃便不可也。说《帕立晚报》上有一篇文章误用“则可，”说《自立晚报》误用“便不可”说“立法院有一位立法委员要阉人”则可，说“立法院要阉人”则可，说“立法院要阉人”便不可。推而代之，说“有一个中国人要割人的生殖器”则可，说“中国人要割人的生殖器”便不可也。是否有当，恭请示遵。
汤如炎先生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在于引用盂轲先生的话，那就是说，有人以横逆加我，我就自己反省一番，是我不仁乎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抑我无礼乎？以研究“这家伙何以会瞎来呢”。反省的结果当然是我很仁呀，我很礼呀。可是仍有人乱冒犯，我就自己再反省一番，可能是我不忠吧。反省的结果又当然是我很忠呀。可是冒犯仍照来不误，那么，我就曰，那不过是个禽兽。“对于禽兽一样的家伙，责备又有啥用？”
这一段话很雄辩，早些时有些朋友就劝我引用，我没有照办，并不是我也要“仁之方”，而是这些话充满了浓烈的情绪，一旦情绪太浓，就无法理智地讨论问题。呜呼，如果柏杨先生也引用了这一段话，再加上孟柯先生最夹缠的“予岂辩哉，予不得已也”，汤先生听啦，将如何的表情乎？孟轲先生是搞政治的，在政治斗争中，煽动重于说服，柏杨先生既然成了禽兽，则非禽兽先生自然准赢矣。柏杨先生如果也先下手为强，抢过孟轲先生这段武器，在纸上摆开架势，难道情势就充变了哉？理性的问题不能靠情绪去解决。即令柏杨先生成了禽兽，也不妨碍节育是真理。同样，如今杨如炎先生隆重地成了非禽兽，也不能对反节育的论据有啥帮助。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非禽兽先生说他“阉人”，目的并不是真的要阉，只不过“说说吓吓”，只不过使无识之徒听了害怕，恍然悔过而已。嗟夫，非禽兽先生如果早讲得这么明白，我们何至如此担心哉。于此特别大嗓门转告一些可怜的小民得知，已经没有关系啦，生殖器已经安全啦。不过我诚恳建议非禽兽先生，以后“仁之方”再发作的时候，千万别在立法院发作，如果再在立法院发作，恐怕用不着贵阁下亲自动手，可能会把生殖器纷纷吓掉了也。
非禽兽先生大声责备小民无知曰：“现法，刑无宫。”而小民竟然害怕，岂不存心捣乱。问题是，我们何尝不知道“刑无宫”，如非禽兽先生只在学堂讲演识论的研究。确定了真知的手段“四量”（现量、比量、喻量、，只在报上写写文，我们当然不害怕。可是立法院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而非禽兽先生提出的又是“质询”，万一非禽兽先生的真知灼见被制成了法律，或被行政院采纳照办，小民的生殖器岂不危矣乎哉？
其次，还有“仁之方”，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非禽兽的眼睛中，节育就是“亡国灭种”，一个干亡国灭种的人，一旦被还治其身，结果恐怕灾情惨重。好在非禽兽先生总算慈悲为怀，手下留情，不再阉人啦，无论如何，小民在吓了一跳之后，可以感谢天主，敢不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欤。
众口乱嘘
男女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演变，一天比一天复杂，无论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日新月异，老头老太太如果仍保留着古老的观念，则包管两眼发直，其不气出半不遂身者几希。一九一零年代，县政府设有“放脚委员”，由读书识礼的女学生担任，下乡视察，劝导做父母的，千万不可再给女儿缠足啦。乡下人对该汉奸邪说，视如洪水猛兽，一听放脚委员驾到，全村关门闭户，不要说进家啦，就是去饭铺吃碗面都没人卖。在我家乡，有一次有识之徒积于正义之怒，还派出娘子军，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发员揍了一顿，揍得她披头散发，落荒而逃。
后来到了一九二九年，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样，同样也有其继承权。于是若干上洋学堂的女学生，和若干已出了嫁的少妇，不知道怎么搞的，晓得这个邪门，就打道回府，向她们的哥哥弟弟，伸出玉手，也要分一份。呜呼，立法委员自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过人口问题。小民也是自盘古立天地，也从没有听说过妇道人家还可以继承一份家产的，简直是反啦反啦，咱们不防打一场官司，看看天下有没有这种子绝孙的霍乱菌法律。性情直爽的或有奇勇的男人，就索性把妹婿暴打一顿，都是你在背后使坏，使我们家女儿违背名教，同顾伦常的呀。闹得那一阵子，凡是做女婿的，都不敢上岳家的门，非不敬也，怕挨揍也。
上述两项问题，随着时间的推进，慢慢都告解决。仅只有另一问题，那就是恋爱和婚姻，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变化无穷。进至今天，再没有人反对天脚矣．也再没有人反对女儿也有继承权矣，可是对男女间的恋爱和婚姻，有识之徒的观念似乎一直还停留在孔雀东南飞时代，一脑子崇拜处女膜和崇拜朱熹先生的奇怪主意，好像一堆风干了的臭屎橛，勇猛地站在那里，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的社会遂更五彩缤纷。
台南最近发生一件三角恋爱的纠纷，男主角李森先生跟女主角之一的王春瑷女士结婚大宴上，众宾客人来人往，热闹攘攘，有的狼吞虎咽尔（GeorgSimmel，1858—1918），法国的柏格森等。把生命，以便吃回老本，有的猜拳行令，以便过足老瘾，正在紧要关头，好像电影一样的准确，一个警察老爷光临，满面春风的告诉李森先生曰：“阁下，东窗事发，你的案犯啦。”原来女主角之二的刘美枝女士服下了恰恰不死的毒药，躺在病院的床上，等他打官司哩。当下新娘掩面而泣，新郎踉跄上道，宾客只好一哄而散。于是乎，满城风雨，你也发表谈话，我也说说感想，端官崽嘴脸的焉，端圣崽嘴脸的焉，千篇一律一句话，李森先生原来不是个好东西。后有人诗叹曰：
一时一暗真快活，可惜当场就砸锅。
女的使出撒手铜，当场闹成马蜂窝。
李森先生的事发作了之后，第一个发表反应的是一些好朋友好同事，不但摇头，而且叹惜，说李森竟作出如此使人难以原谅之事，使他们失望，竟不知道他如此下三滥，实在抱歉抱歉，以后决不再理他啦。第二发表反应的是台湾省教育厅发言人李正先生，他阁下可能是奉长官命令，也可能是独出心裁，反正也说话啦，说教育厅认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德行极为重要，像李森先生这种人，做出如此没有人格“德行败坏”之事，决不允许他再为人师啦。第三个发表感想的是中洲国民小学堂校长蔡凤鸣先生，他的重要文献出现在呈报给台南县政府的一份报告上，一曰：“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李森以电话通知刘美技之妹刘美兰，指刘美枝与他个性不合，彼此关系到此为止，足见李森喜新厌旧。”再曰：“女方提出三条件，李森均表无法接受，仍一意孤行，与王春瑷举行婚礼，乃酿成自杀悲剧。”
于是乎，议论大起，舆论对李森先生一面倒指责；不但指责，而且讽刺，不但讽刺而且谩骂。一天晚上，柏杨先生尊肚猛胀，躺在床上哼哼，无法入睡，隔壁那位军爷正在收听广播，正是台北几家电台的“异口同声”联播节目，播音小姐莺啼燕语，把李森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浑身上下，没有一颗完整的细胞。该稿不知道是谁写的，大概颇费了点工夫，字典上所有的坏字眼全找出来，像“始乱终弃”啦，“人面兽心”啦，“衣冠禽兽”啦，“卑鄙龌龊”啦，最后义正词严，呼吁天下女人都不要再上这种坏蛋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