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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浪漫的法国人独特的语言和思维习惯，或许是莱维个人的一贯文风。本书第二部分“反思”尤其难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在忠实再现原著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译文通顺。但译者搜索枯肠，中文译文读起来还是有些佶屈聱牙，不过倒也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原著的一些行文风格。
本书涉及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3种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增添了难度。本书部分篇章于2005年在美国《大西洋月刊》连载。2006年，该书英文版由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同年，该书法文版由法国贝尔纳·格拉塞出版公司在法国出版。不论该书的英文版还是法文版，英法两种文字在书中几乎揉在了一起，英文版中有太多的法文，法文版中有太多的英文。莱维在美墨边境考察非法移民问题时，还使用了一些西班牙语。本书中译本根据兰登书屋出版的英文版翻译而成。
本书翻译工作历时两年，在此期间，莱维采访到的一些人已经过世，其中一位便是《硬汉不跳舞》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译者对此深感歉意。莱维在书中对于梅勒的一段描述，感人至深：梅勒感到了死神的临近，“他还在数数。他一直在数数：他所剩的日子。一次采访偷走了他多少个小时。他将不会去读的书。如今，他的双目是那么弱，需要省下来写他自己的书。每天的那些小时——也许只是分钟——他是他的艺术的真正主人。他的手，需要为那一刻接受训练。他的呼吸，需要屏住以致不去浪费它，使他得以继续创造。与其他夙敌不同，他不是为阻止死亡而写作；他阻止死亡，为的是他可以完成写作。不是为了身后之名，虚弱的灵魂在后世不朽。”
关于译名对照。由于莱维在书中提到了太多自古至今的欧美名家名篇，篇幅所限，不能逐一列举，故译名对照表以莱维在旅美途中接触到的人、地、事、物为主。
翻译过程中，译者遇有疑难问题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教授，他们不仅通晓英法两种语言，而且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化底蕴。他们睿智而细心的答疑解惑，使我终生受益。美国麻省文理学院历史、政治学及地理系主任黄开来博士，不辞辛劳地通校了全书。译者不懂西班牙文，故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魏红霞副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凌志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耐心与细致的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赵梅
2008年7月
第12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1）
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出现在旅途结尾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的认同问题。
这是塞缪尔·亨廷顿在书中提出的，也是我与他在波士顿讨论的问题；回顾过去，我看他在重复说着20世纪初的陈词滥调，蜂拥而来的“拉丁斯拉夫人”和“来自东方的犹太人”的“乌合之众”，腐蚀着“美国政治和道德特性”：我们是谁？那孕育出我们的美好、高贵国家的英国清教信念还残存几何？我们是白人还是一个混合的民族？单一还是多种族？这个国家将如何抵御亨廷顿认为是不可同化的新的墨西哥移民浪潮，他们只梦想在一场新内战中，凭借力量收复19世纪40年代失去的土地？
这也是一系列其他书中提出的问题，这些书不那么有名或有条理，但也并非思路混乱，当然更不带有美国意识形态中那种可憎的历史本土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杂交的印记。换句话说，我在过去几个月看到的，以及心底重现的印象，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遍布当地邦诺书店柜台的整整一系列书，构成了我此次旅行的节奏：美国及其大选；美国及其根基；美国及其印第安人、黑人和社团；战争中的美国；美国及其神话；红蓝两色的美国；美国历史上的拉美裔和德国人；自从边疆时代消失以来的边疆神话；刘易斯和克拉克；托克维尔；俄亥俄怎么啦？堪萨斯怎么啦？再一次，我们是谁？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天定命运”在伊拉克的动乱中会怎样？我们的“例外论”，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所传递的信息，或开国元勋的使命会如何？我们的纯真？我们失去的纯洁？这么多的书！很少有一个国家这么急切地询问它的命运，几乎没有国家深受这样一种认同迷惘的困扰。
接着，有一个问题跃入旅行者的眼帘，无论有没有这本或那本书，或甚至是一大批书；在这令人应接不暇、多姿多彩的美国之旅的每一步，每一个阶段中，在不再知道如何对待它的传统的老南部，在受后工业化后遗症冲击的北方，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在中产街区和赤贫的少数族裔聚居区，在新道德秩序下的淘金族及威斯康星矿工的家庭里，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假如我试图对此做一概述，我发现起码有3个或4个症状。
症状一：纪念思维的错乱，我在很多事例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库珀斯敦的棒球名人堂到亨利·福特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博物馆、拉皮德城的恐龙公园、巴德兰兹的化石博物馆、戴德伍德的上龙发掘现场以及约翰·克里在得梅因被当场博物馆化的奶酪盘。我想起了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对3类不同记忆所做的区别：纪念碑式的、批判式的和文物式的。第一类通过呈现精心制作的、人们冀之不朽的昔日伟大形象，来恢复人们的信心；第二类把这类形象送上严厉但公正的科学历史法庭来强化记忆；与此同时，尼采所说“文物式”的第三类，则把“小的、有限的、碎片的和古代的”东西串联，这种源于“盲目的收集狂热”和“把曾经存在的一切不停歇地编在一起”的记忆是一种没用的记忆，它不但不能增强个人，而且只能“使活人变残”，使“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文化”，无可挽回地以“灭绝”告终。那好，看来美国正以其无所不在的名人堂，落入这第三种情景中。这些狂热囤积的博物馆，这些合并一切并再也不区分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纪念的地方，这些村和县的所在地，他们似乎已经忘却遗忘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好处，人们沉湎于几乎所有东西的遗迹中——所有这些就像一幅巨大的“失眠”和“反刍”的模仿画；尼采还说过“怨恨”，或“复仇”精神——这是“文物历史”的特征。这荒谬而病态记忆的形式，这既焦虑又懒惰、既狂热又无所事事的记忆，实际上是“非美国”式的记忆，它通过一个奇怪的角色反转，正在把那个启蒙时代的伟大美国，那个歌德曾写道摆脱了它的欧洲过去和欧洲对过去的迷恋的美国，变成一个甚至比最沉湎于往昔的欧洲国家更深陷过去而不能自拔的国家：如果世界一如哲学家所言，如果我们接受尼采的最严肃告诫的结论，这是一种不是激励而是当前时代的掘墓人的记忆；对今天的美国民族来说，它将是一种认同危机的先兆，至少不次于那些源于绝对非记忆和习惯于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也提到的“植物人式的存在”的系统性的危机，它同样催人入眠。同样一个国家怎能既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屠杀纪念馆之一，同时又在南达科他州的高速公路旁，有一个用来质疑进化论的常年化石展览？对印第安人的忏悔，对印第安部落的种族灭绝和隔离，赤裸裸的不宽容，对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灭绝上的渴望，直到不远的过去才停止的迫害的不可忘却的记忆——这些矛盾怎能既在令人敬仰的华盛顿史密森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中得到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假纪念景点又遍及沙漠各州沿途，一个比一个更花哨：这是一个假拉科他印第安酋长的假墓地；那是重建的奥格拉拉村；那里，又一个小型夏安族羽毛精品展；然后是一座药学博物馆，一个3000万年的化石树，一个由俄克拉荷马和爱达荷州资助，为真正的野马建立的退休之家——对所有这些文物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虔敬？
第13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2）
另一个征兆：肥胖症。显然不是指身体的肥胖症。不是欧洲反美主义用来取乐的、臭名昭著的肥胖症，正如我在加利福尼亚所观察到的，肥胖症在这里并不比其他地方更惹人注目或令人担忧。但是另一类肥胖症。一种奇怪的肥胖症，报道中所说的身体的扩张也许只是一种隐喻，一个肉体的假象。一种社会肥胖症。一种经济、财政和政治肥胖症。城市的肥胖症。购物中心的肥胖症，像在明尼阿波利斯。教堂的肥胖症，像在威洛克里克。停车场的肥胖症，这些购物中心和教堂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产生出一个完全的微型社会，一个有自己的节奏、空间、消遣和休息区、自助餐厅、班车，甚至——这最过分——特别组织的班车，这样，一旦你的车停下，购物者或礼拜者可以上另一辆汽车，他们因此免去了步行之劳。旅行车的肥胖症。机场的肥胖症，对于它们用来服务的城市来说太大了。选举经费的肥胖症，太多了以至于花不完。好莱坞票房的肥胖症，持续打破先前的纪录，一旦那些纪录被超过，这就成为一部新电影质量的可靠象征。大纪念碑的肥胖症，像在拉皮德城的疯马纪念碑，它使庞大成为优秀雕像的主要标准（即使政治支持不总跟上）。企业遵循强迫增长法则的肥胖症，或者——但到头来是一回事——20年前戈登·季柯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