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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全球历史的聚光灯指向其他国家，他们发现自己没用了，在美国反对一个新的邪恶帝国的战略中再也起不了任何些微的作用。当美国选择关塔那摩来关押它的敌人，卡斯特罗的角色近乎一个同盟者，而他们，前反极权主义斗争的英雄们则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和入侵者。
因而，当你是一位来自迈阿密的古巴人，并感到以这种方式上当，成为历史突然而剧烈的颠覆的受害者的时候，有两个解决办法。
你可以顺其自然，宣布放弃你此前的特殊地位，一切如常，向华盛顿—哈瓦那轴心、向你长期以来受益良多的最惠移民地位说再见，成为一个真正的普通美国人。
或者，你可以坚持幻想，无视现实，继续梦想。人们告诉我，从小哈瓦那中心地带，从第八街的浮光掠影中，你可以看到，自从第一批流亡者抵达后，这里沉湎于过去、它的陈词滥调及其民间传说，从没有达到今天这样迷醉的程度。
这些如今只卖1940至1950年代样式的帽子店……这些重新发现革命前古巴雪茄制造技术的雪茄制造者……这些被重印并出售的很久以前的报纸复制品……这些酒吧，那里的电话簿是自1959年以来的……这个凡尔赛餐馆，那里一直玩多米诺骨牌虚弱的绅士们看起来都像巴蒂斯塔，往日依稀……这是詹姆斯·埃尔罗伊综合征的社会缩影，这是凝固在百万人心头的怀旧感。
在凡尔赛餐馆用过午餐后，我去拜访休伯·马托斯指挥官，我曾在1982年与他见面，那时他刚从被监禁了20年的卡斯特罗的监狱获释不久。我想看这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前精神领袖、我年轻时的偶像落脚的地方。仅仅从找到他的地址之难，我就感到这个新迈阿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但这位欢迎我的男人让我吃惊的是，20多年后，他太大又太空的房子里，充斥着太多他荣耀年代里的海报和传单；这位明显老态的男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似乎徘徊在他的闹鬼的办公室，荒谬地被那些看起来不必要的保镖环绕和隔绝；这个幽灵，一阵眼睑痉挛迫使他不断赶走他视野中想象的萤火虫。时光弄人，其含义此刻我并不清楚，他看起来既特别老，像凡尔赛餐馆玩多米诺骨牌的那些人，又自相矛盾地返老还童。
的确，他给人一种幻影的印象。他那双闷闷不乐的蓝灰色眼睛不断涌满泪水。他有一副不再听别人的固执外表。但一旦他开始谈话，特别是谈到他入狱前久远的过去——在那些年代里，他是年轻的革命领袖，喜瑞拉·梅斯特拉战役老兵，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同志和对手——他的声调变得格外年轻，显示出历史和生活也已经为他戛然而止。“一只手上的两个手指！”他嚷道，在唤起早年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双眼突然活跃起来。“我们是两个指挥官，就像一只手上的两个手指，坐同一辆坦克开进起义的哈瓦那。”然后，他注意到我对他房子设置的不成比例的严格保安措施感到惊讶，说：“他像斯大林，那只绿乌龟、老山羊。自从我到美国来以后，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从早到晚的念头，就是派拉蒙·麦卡德，通过谋杀我来摆脱世界上一个给他带来最大麻烦和伤害的人。”接着，带着另一副茫然的微笑、做作的疲倦，但瞬间的胜利、喜悦，以及眼中温和的狂野，他说：“除非相反；除非是他，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死了。你知道有传言说，他已秘密死亡，并分葬于西恩富戈斯和西拉俄斯坎姆布拉山间三个不同的墓地。而我，马托斯，将是幸存者……”
长期以来，我听说的不仅是迈阿密风云，而且是迈阿密疯狂……突然，我接触到了一种不同风格的疯狂，一种不同风格的非理性。那也是迈阿密。
第56节：两个（至少）右派
两个（至少）右派
倒叙。
这一幕发生在匹兹堡，3个月前，秋末阳光灿烂的一天。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是真正说服我来这里的人之一。
在纽约的一次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中，我们立场不同（他像克里斯托尔和珀尔一样，热忱地支持这场战争），用他喃喃说出重要事情的非常英国的方式，他只是顺便说道，“基辛格在匹兹堡演讲；一小时后，在不到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在我的电影《基辛格的审判》放映后，我做另外一场演讲，你应该来。你会觉得不虚此行。”
我刚抵达就驱车前往吉卜赛酒吧，一个位于文化区的时尚酒吧，极度天真的知识分子和一群阴谋论的追随者（沃霍尔博物馆馆长、赞助希钦斯的擂台演说的另一份报纸的总编、独立纪录片制片人、一位教授）正最后敲定一个成为游击战行动的细节。
从这里我去了亨氏礼堂，在那里，在一个布置着勃艮第天鹅绒沙发的、让我想到莫泊桑小说中的妓院而不是一个演讲大厅的房间前，前国务卿在尼克松和福特的画像下，用他低沉而洪亮的嗓音，发表着长篇大论，一篇自我满足的老生常谈（“中国和印度的沙尘”……“找出大问题并使之变成小问题”的必要性……对战争说“是”，但只是须臾、半心半意的“是”，要记住“永久和平”的观点是由“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
希钦斯突然到场；他显然改变战术，用另一张记者通行证，得以在不事先通告的情况下就大模大样地走到后台。变成煽动者的阴谋家到了，他高声谩骂身边的观众（“讨厌包！你们都是来听讨厌包的讨厌家伙！”），直到保安把拽他出去，他们注意到我和他在一起，也把我一同撵了出去，并当着他们的面抹掉了相机中我录的部分演讲。
我们因而走入黑夜，在一小伙被这突发事件和希钦斯给他们沉睡的城市注入的兴奋而激动不已的记者陪同下，义不容辞地在佩恩大街上的每家酒吧前停步：该死的讨厌包！一个讨厌包王国为了一瓶酒！在我们回哈里斯剧院的路上，他的电影想必已在那里放完了，一场讨论可以开始的信号。
这部电影是基辛格的噩梦，希钦斯高兴地说。不论那混蛋走到哪里，我的电影都不离他前后。无论他说什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有人在那里问他在智利、印度尼西亚、帝汶所犯的战争罪。你是否意识到，因为我的这部电影，他不能自由地旅行？你知道在巴黎一位地方官过来找他，甚至到他下榻的丽兹饭店？狗娘养的……把那讨厌包留给我们……你将看到……
我们到了剧院。
这是那些独立艺术电影院之一，旧式的且富于战斗精神，这样的电影院在美国一些寻常小镇还存在。《大幻影》和《公民凯恩》的黑白海报。匹兹堡电影人在这里举办的研讨会、嘉年华及回顾展的广告。
售票亭前，贴着“克里或布什，谁都行，只要我们从伊拉克脱身”——当然，这与希钦斯的立场正好相反。观众和剧院相配，由留着花白的马尾辫的老左派组成，胳膊上文着政治图腾，穿耳洞。乍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处境尴尬，立刻来这里给一部偶像电影捧场（这个基辛格审判，这个极左派对尼克松国务卿的控诉，显然是他们关注的全部），他们对电影导演的转变不能理解。他怎能，在没有放弃他对基辛格的评论的情况下，在伊拉克问题上认同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赖斯及其他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同样美国老右派的新化身。
我注视着台上站在讲台后的希钦斯。
我注意到他突然精力充沛，全然不是喝醉了，接受提问，斗志昂扬，开对手的玩笑，据理力争，讽刺挖苦。他解释道，是的，他反对萨达姆，就像反对皮诺切特一样，这是正在继续的同样的战斗，同样的反极权主义；民主革命（正如克里孟梭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伊斯兰圣战只是另一种法西斯主义。真遗憾，你们不明白；你们是一个讨厌包大党的左翼……”
现场有些感召力。
总是需要勇气，去冒让你自己的支持者失望或疏远他们的风险；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需要勇气同时坚定地站在两条战线上——站在这200名左派的面前，希钦斯曾是他们的英雄，他们所求就是继续把他当做英雄，告诉他们：“我既是也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这里有制作这部电影的希钦斯一号，10年后，他也不会对它改动只言片语；这里还有希钦斯二号，没有你们，他继续为支持伊拉克战争奋斗。”
虽然，那不是要点。问题的关键是：我看他同时活跃在两条战线，在任何一条战线都没有放松警惕。我看他，不像克里斯托尔，没有由于伊拉克战争而在越战问题上让步，因而必然冒着失去两者的风险。我听他试图以两点起诉基辛格，他一方面谴责他1960年代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像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家一样，在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斗争中太优柔寡断。我告诉自己，在这里，在远观是美国保守主义政党内的两股力量间，有一场辩论，甚至一道鸿沟，我们在欧洲对此仅有最为模糊的概念。
当然，你需要深入挖掘。
你需要深化对美国右翼的心脏地带出现的温和与激进、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理解。
你得追溯历史去寻找隐藏在争论背后的关键，像基辛格发动旨在加强独裁政权的战争，以及像希钦斯那样的人，把战争看作是在世界上传播民主的媒介。
眼下，这是政治空间重组的新迹象，我觉得，这已经有些时日了，引发真正的分裂出现，不是在两大政党之间，而是在两个历史大党的内部的一些尚未命名的派别之间。
第57节：作为一个黑洞的民主党
作为一个黑洞的民主党
在反对党方面，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在美国的政治左派中——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并非声称我在有限时间里目睹了一切。但我的确拜访了前克林顿、戈尔和克里团队中的一些人。在劳联－产联总部，我参加了一次由三个组织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