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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一回事；对那种把美国变成一个比喻、一种陈词滥调，同时又是其他国家的错误、无能以及矛盾的替罪羊的荒谬言论进行谴责是一回事。嘲笑（因为也确实可笑）这些偏执狂是一回事，当战争正在摧毁达尔富尔，当在朝鲜和尼日尔，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饥饿中死去的时候，当新塔利班成员羞辱阿富汗村庄里的妇女的时候，当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把活烧妇女叫做荣誉犯罪的时候，当最贫穷的国家中那些无能的、腐败的领导人把百姓敲骨吸髓，放在自己平庸利益的祭坛上牺牲的时候，这些偏执狂在这些问题前束手无策，他们只会像失控的机器人一样重复：“都怪美国！都怪美国！”跟研究一种病毒的根源同理——正如我多次做过的那样——病毒在进入一群人的血液系统（即一个民族的语言）之前要经过一个极为漫长的意识形态提炼过程，要穿过学者们的实验室（布丰把灵魂和肉体在新世界的腐败与极为潮湿的气候条件联系在一起）、作家的储藏室（德里欧·拉罗舍尔、切利尼、贝尔纳诺斯，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们诋毁“深入民心”的“内在的美国”，从1930年代至今，这成了文学右翼和极右派的老生常谈）、哲学家的图书馆（海德格尔，这位伟大的海德格尔，正如他坚持纳粹主义，谴责在“现时代”“庞然怪物”的出现，按照他的说法，这就是美国的诞生）。换句话说，在欧洲，反美主义一直和我们卑劣的本能相吻合，如今，在21世纪初，它正在成为强大的“最坏东西的吸铁石”，向所有找不到归属的理论，所有从教条主义星系上陨落的小黑星星，所有散落的碎片，所有失去方向、寻找新的磁石的铁屑敞开；反美主义已经成为自集权主义超级理论崩溃以来正失去的那块吸铁石，而今天，在欧洲，在阿拉伯世界，在亚洲的所有地区，在拉丁美洲，反美主义这块吸铁石正在重新吸引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对纯粹的渴望、种族优越感、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当然还有原教旨主义。指出所有这些是一回事，但是亲临其境，对实际证据进行鉴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同理，把想象中的怪物和今天美国具体的躯体、面孔相对照也是另外一回事。有时，这张面孔相当引人恭维，有时则更加不招人喜欢，让美国的朋友失望或绝望。但起码，这种对照有其价值，那就是不再基于想象来认识美国。至少，它将打破或试图打破二元论、本质主义和陈词滥调的盛行。在我看来，这是对反美幻觉的主要的、最真诚的和最有效的回应。
接下来是欧洲的问题。不是美国在欧洲的形象、或欧洲在美国的形象问题，而是在当代美国给欧洲——它的文化和价值观——保留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如何坚定地要把自己与欧洲分离。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在他书的绪论中坚信——所有这些先驱们用来建造理想之城的理念，先前曾在英国、荷兰遭遇失败，是把“民主与其在欧洲旧社会中必须与之抗争的一切其他原则”分离，把它“移植”到“新世界”被认为未开垦过的土地上，在那里，在那个实验室、那个暖房、那片未被“腐败历史”污染的新土地上，它得以“自由成长”。然而，我们也知道，从那以后，美国从未停止在两端、两个目标、两种认同——在本质上——之间摇摆。有时，“我们是一种文明的发明者，我们不欠任何人。它将是欧洲的对立面。”而有时，“正如波利比奥斯所言，罗马将继续是一个希腊化的国家，我们是欧洲人，除了继续如此，我们知道自己别无其他选择。”甚至有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苏联的攻势必须被遏制的时候，“对美国来说，欧洲是关键所在；欧洲是美国的理想；我们马歇尔计划时代的美国人是欧洲真正的开国元勋，把欧洲从灾难和绝望中解救出来。”所以，在和美国历史一样长的辩论中，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什么？今天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美国怎么看待它的欧洲因素？当冷战已经结束，世界面临着新的威胁、新的由恐怖主义挑起的战争的时候，当两个盟友似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采取截然不同有时是分道扬镳的战略的时候，“西方”这个观念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针对“旧欧洲”的诅咒（“旧欧洲”是黑格尔在《历史的原因》中的一句话，文中他提到拿破仑著名的妙语“这个旧欧洲使我感到乏味”，以及“对历史小古玩装饰的旧欧洲感到厌烦的那些人”）？这些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公共辩论和政府运作中，占据了太多的位置——并在法国和欧洲的政治动物寓言中占据了太多的位置。当他们带着莫名的愤怒，呼吁与没有骨气的、女人味的欧洲——腐化、道德败坏、维纳斯的女儿、最坏的独裁政府的姐妹——分开的时候，当他们呼吁关注欧洲的据说是不诚实的妥协的时候，这种妥协先是与苏联集中营的看守，而后是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社会党人，现在是与邪恶轴心的官员，这只是一个恶意的幽默？一个时机恰好的争吵？抑或是一个更为深刻裂痕的征兆？对于那些相信欧洲理念普世性的人来说，那些认为欧洲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发生地同时也因祸得福的人来说，对这些大屠杀的反思和探索也许会在明天避免它们重演；对于一个坚信欧洲是信仰诞生地的人来说，如胡塞尔所言，这种信仰来自理性的思想和哲学的精神，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美国来说这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它最终或长时间背离其欧洲的渊源，它就会失去一部分记忆，一部分灵魂。但对欧洲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它失去了美国的资源，如果目睹自己的历史在美国的自由中重启的机会——歌德曾给予赞美的机会——一旦消失，如果看不到目前被质疑的美国模式是唯一有迹可寻的证据，证明欧洲自己的超国家梦想不是一纸空话，也不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它就会失去一些保持理念的理由和一些动力：它著名的宪政爱国主义，它为每一个人的民族情感增添自由效忠于一个理想的目标。对于这些理想来说，在现实中，除了美国的活生生的证据，还有其他的证明吗？
第4节：代序 在路上（4）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也许，鉴于我选择的旅行时间，这的确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让美国人感到骄傲（理所应当）、总被美国人当做世界其他地方榜样的民主处于什么状态？这个国家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谴责反恐侵犯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在“9·11”袭击后的惊恐中，受到狂热的爱国主义影响，公众舆论已经逐渐开始接受这种侵犯。另一些声音——也许是同一种声音——担忧一系列的细微失调，甚至在“9·11”前，已经开始影响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的脆弱制衡（这里有渎职……那里有过度热衷的情报机构，或者一个独立检察官的有问题的、可疑的讨伐，对花心总统咬住不放……）。还有人说，他们见证着一个庞大而细致的监视机制的实施——阴险而从不放松。它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将证明托克维尔的正确，更不用提福柯和尼采了，他们认为把任何背离集体规则的企图视为一种犯罪的法律的泛滥，标志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或是一个渎职的主权，或两者兼而有之。最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补充道，所有这些会被视为无关紧要，如果不是那些职业就是监督这些趋势并批判性地思考的人们自己也成为空前的纠察行动的目标——所有这些将无足轻重，如果美国媒体、那个榜样、那座灯塔，不曾经历一场危机，在其中他们不清楚孰重孰轻：对大规模游说特别是金钱游说的默许；面对政府的宣传，自我审查的诱惑；记者们冒着个人危险去保护他们的资料来源，并恪守职业规则；或（当媒体太轻易成为政治退化为丑闻的应声虫的时候）赞同现时最令人厌恶的趋势。我不是在说贫穷的毒瘤摧毁着这么多的美国城市，而美国联邦政府缺乏的不仅是手段，而且也是去医治它的意愿。我也不是在说道德观的冲击、新清教潮流、对归属感和透明度的着魔，在一些人看来，它们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美国公民准则。我不是在谈论那些具有右翼思想的积极分子、那些“道德”和“秩序”的纠察队、一场新塞勒姆的政治迫害者，他们遍及美国，宣讲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世界的终结，以及——从这种世界终结的角度看——全面动员，统一思想，总之，一场国内的圣战。那美国民主呢？我们该如何思考这场辩论？这种模式破产了吗？民主生病了吗？美国是否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就像美国南北战争、大萧条和新政的时候？它是多数人暴政的征兆，还是少数人暴政的征兆呢？难道两者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同样的模式，其中之一只是小一号？当后者使用前者的语言，当他们的方式，他们的责难，他们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强迫不顺从者驯服的方法，都受到多数人榜样的启发，并积极准备效法的时候，它们归根结底不是同样危险吗？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美国例外论吗？那个要为一个令人钦佩的民族建立起一个符合他们天定命运的模范共和国的大胆而鼓舞人心的梦想到哪里去了？简言之，我们是否回到了那个黑暗年代，当萨特，这位斯顿和多斯·帕索斯的朋友，曼哈顿及其摩天大楼的热爱者，美国生活方式及其有计划地摆脱血统论恶魔的崇拜者，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的时候疾呼：“美国得狂犬病了吗？”正如另一位伟大作家托马斯·曼，一些年前在显然不可类比的历史环境中，发出著名的警告：“欧洲，当心点儿！”我们难道不该告诫我们的美国朋友：小心今天的美国，那个曾经赢得世界尊敬、与法西斯作斗争的美国，或许开始显出疲态（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