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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最后，弥赛亚拯救世界的信念：这个奇怪的信念坚持认为，美国人是选民，在宇宙的标志下诞生，被上帝选来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没有腐败、堕落或老欧洲般失序的新国家。肯定与此相连，这个高尚的人民，这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新耶路撒冷，这第三罗马，这现代的迦南，已经受命为世界其他地方指路，作为通向自由的向导。这是美国宗教性中最有问题的一面。这是，从个人角度讲，让我感觉最不舒服的地方。我的确不相信这样一个观念，即地球上有一个社区，无论哪种，它的领袖们相信自己被赋予了通向全能的上帝的直接路线，并当他们行动的时候，确信所作所为是好的和正确的：当神圣俄国，无产者或沙皇派，认为自己受命来拯救世界的时候，我不相信它；当中欧小国，基督教的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1989年以后用受难的伟大故事来合法化他们的认同要求的时候，我不相信它；在法国，当这个想法披上殖民救世主义的面纱时，我不相信它；我不再喜欢它——还用我说吗？——在近东，当它削弱智慧并助长强硬的极端主义者时，我从来就不相信它；事实上，当宗教狂热分子将它具体化，试图把伊斯兰教教法强加于“犹太”和“十字军东征”的国家的时候，它让我感到恐惧；那好，当3亿美国人被告知他们受上帝的委派，无论他们做什么，都盖有卓越和例外的印章，我同样找不到任何理由来为此喝彩。但仍然……这里，我还要阐明两个反对意见。两个系列的问题，因而也是两个系列的反对意见。首先，我们有必要假装我们正在发现自美国诞生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吗？我们能否不去理会这个事实，即这例外论，这圣诞和天降大任的主题，从来就是贯穿国家哲学的持续而有力的主题？我们能否不去谈，或试图不谈这个事实，即这伟大的天佑主义和传奇的解释，这奠基和古代城市神话的现代表现，可以追溯到那么多的构成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脊梁的知识分子（沃尔特·惠特曼、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托马斯·潘恩，甚至《克拉瑞尔》的作者梅尔维尔），他们使用同样的描绘，带着同样巨大的热忱？总而言之，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戴维·布鲁克斯难道不是完全正确，当他在纽约并非毫无批评地对我指出，对所有美国总统来说，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主题，一直到并包括我们在欧洲认为最毫无疑问的总统（威尔逊和他关于美国世界使命的宣言；罗斯福；肯尼迪；卡特；克林顿，1999年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现在是这一代担负起我们面向21世纪历史责任的时刻”；等等）？其次，用同样的概念和同样的标语，用“原教旨主义”来称呼弥赛亚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是否站得住脚？我们是否有权，即使当前的美国政治看起来如此不讨人喜欢，把一个视自己为再生的跨越红海——今天的大西洋——的古代希伯来而骄傲的国家的原罪，等同于患有纯洁癖的上帝狂热追随者（有时是不信上帝的狂热者），他们要世界或者皈依，或者把它炸个粉碎？难道可以接受，或诚实地，无视这巨大的鸿沟——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它把那些仍然重视原罪和极端邪恶的假说，承认自然加于所有改造社会的目标包括民主的目标的限制（不论怎么说，多数美国教堂是这样的）的宗教，与不谈抑制原罪、有系统地掩盖人性的阴暗面进而产生一种追求纯洁的全力以赴的期望的宗教（不同版本的、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大概都属于此类）分开？简而言之，在目光短浅的白人乡巴佬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之间画下等号，前者相信自己被委以在全世界传播民主佳音的责任，后者团结在恐怖和大规模谋杀的兄弟会周围——这是否即走向我们必须急于摆脱的委婉和庸俗文化的第一步？对我来说，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并且，接下来，指向新保守主义的问题。
第29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3）
新保守主义。
这不是一个新物种，考虑到当前分解的节奏，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化石。
它上溯到——如果我们去相信好的古生物学家——已经久远的年代，那时某些左翼和甚至极左翼思想家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的死胡同。
“物种”不完全是恰当的词。
或许，我们应该说，“小圈子”、“品种”或“蜂群”。
我们应该找到词汇来特指这些杀人犯、这些暴君、这些人类的敌人、这些在萨赫勒地区屠杀儿童的人、这些核战争狂博士、这罪恶的学院。
我们应该找到准确的声调（如规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非常正确地谴责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造成的死亡，但从未提到其他被毒死、活埋、被镐或铁铲杀死以及在萨达姆专政下被折磨致死的200万平民）来描述这新保守主义，它像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一样，正在变成最大的侮辱、邪恶的化身、这个世界上最卑劣的事物的同义词——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本身拱手让出了它最悲惨的地位，只是因为这些新保守主义者，这些没良心的、凶猛的精神病患者，也碰巧是，好像纯粹偶然，以色列的无条件的盟友……
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
这些巫师的帮手、黑暗王子、卑劣的雇佣兵、超级鹰派、吸血鬼，他们究竟是谁？
当你像我的法国同胞达尼埃尔·韦尔内和阿兰·弗朗肖恩，在他们的《救世主美国》一文中那样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他们，或像我所做的那样会见他们，让你印象深刻的第一点是他们推行或宣布推行一种理念政治。你可以不同意这些理念。你可以发现它们是荒谬的、天真的甚至危险的。你可以认为——像我所做的——这种想法，例如，把对伊拉克开战作为对基地组织袭击曼哈顿和五角大楼的回应，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但这里的事实是：一个主要现代国家把取自于修昔底德或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虑加诸其外交政策，我想这是一个孤例。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这个据说是物质主义、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国家（套用瓦雷里）有它的思想政治和它的政治思想。我想，聆听前国防部的二号人物引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观察他带着关于自然权利和历史的理论，即使是含混的，去参与一场战争，让我们得以超越那些前辈“智者”，他们认为，政治与理念无关，因为除了自我利益之外，政治不为任何其他而践行。
第二个再次使你印象深刻的、无可否认的特征是，这些人发动的战争，他们领导或启发的三次或四次军事行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每次都以一个专制政权的倒台而结束。这里你也可以反驳。你可以断言，对他们的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来说是那么亲的“聪明”炸弹，在喀布尔和贝尔格莱德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以伊拉克为例，你可以琢磨是否除了掀起这场大乱之外还有推翻政权的其他方式。但最终结果相同。无可否认的是，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些有着名叫萨达姆·侯赛因、奥马尔和米洛舍维奇的敌人的人。我们是否宁愿回到一个年代，那时美国冷战外交与地球上各种各样的暴君做朋友，只要他们在美国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站在美国一边？并且，在伊拉克的特殊情况——再说一遍，我已经同意这场战争是一个政治错误，承认它丝毫没有减轻恐怖主义的压力，它在错误的时间瞄准了错误的靶子，那么，如果我们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从道德上讲，你认为哪个是轻的？老布什先生号召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起义，但当他们听了他的话，起义并被屠杀时，他没动一指，或小布什，在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下，采取行动俘获阿里·哈桑·马基德，他又以“化学阿里”著称，对用毒气袭击库尔德人的哈拉布甲镇，以及其他国际社会聪明地视而不见的事件负责。
这些人有第三种激情，这也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惯例截然不同。也许他们像传统右派一样，窝藏着现实政治的别有用心的意图。也许，在伊拉克，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只在意炫耀武力，同时——顺便说一句，这也算不上十足的罪行——为他们的国家确保石油供应。但至少，他们不惮谈论民主。至少，他们断言民主不仅是只保留给白人、基督教教徒和西方人。并且，不满足于仅在口头上，不满足于只是发表宣言，作为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他们厌恶文化相对论，看不出为什么伊拉克人也许没有能力实行普选、代议和议会民主。事实是他们言行一致。事实是当萨达姆被推翻，油井被确保，当战争的首要目标得到实现并使他们的敌人目睹了美国的决心和力量，他们做出留在这个国家的战略选择，至少是目前，以支持国家和共和主义的重建进程。再一次，归根结底，问题很简单。难道擅长打了就跑战术的美国军队对被解放人民的命运洗手不管更好？当战争结束并获胜，我们是否应该倾向种族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的想法，认为另一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