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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两个系列的反对理由和它们或多或少有系统地结合，通过认为历史终结是个笑话、一个幻觉、一个理性的假象、一个哲学的仲冬夜的梦、一个诡计，文明之间的战争则是另一个笑话、另一个幻觉反射，时间对它不可能的死亡的报复，一个滑稽的权宜念头，一个幻想，一个维特根斯坦已经在斯宾格勒谴责过的“假说的迦弗农”的新的甚至更差的版本，我们可以推论如下：
与福山体系所宣称的相反，历史比人类更有想象力，并从未停止制造它的新人物和新战争；但这些战争不是亨廷顿看到的出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文明战争。
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亨廷顿的引发历史再次骤起并更加生机勃勃的理论相反，因为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假如需要提到，也不同于先是霍布斯和尼采，然后是斯宾格勒和卡尔·施密特的体系，他们认为冲突不是因为赤裸裸的利益，而是世界观和理念的不同；是的，但只有当你补充说今天唯一举足轻重的理念战争，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或世界观的冲突，不是在美国和伊斯兰之间，甚至也不是在西方和其他地方之间，而是在这其他地方的心脏地带，在伊斯兰教的边界内，是以马苏德和塔利班为代表的两种伊斯兰教的冲突。
这是一个政治的反对理由。
因为它放松已经套住并使美国意识形态更为强硬僵化的两套重要话语体系的束缚，这是我们得以抓住复杂现实的头绪的唯一立场。
对我来说，这是过去10年我努力阐明的立场，从对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非洲被遗忘战争的战场所进行的调查开始。
但这特别是美国第三类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来自左翼，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左翼——这是美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的历程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了方便起见，也许出于无知，我把他们归在迈克尔·沃尔泽的名下。
通过沃尔泽有关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重要著作，我认识了他。
这本书在阿富汗战争期间陪伴了我——那悲惨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那场在1980年代初苏联肆意蹂躏潘杰希尔峡谷和喀布尔的非武装农民的战争。时至今日，即使是事后，我仍然无法彻底理解他们的极度野蛮，即使当我了解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当年被我们称为穆斯林游击队的继承人。
10年后，在波斯尼亚悲剧的中心，当面对一个被“那些扔炸弹的人和遭受炸弹袭击的人”之间“不可弥合的分裂”（用沃尔泽的话说）的世界，然后面对难以容忍的“斯雷布列尼察之辱”（还是他的话，它们无比贴切），我再次发现了这本书。你需要得到一些帮助去思考这矛盾修饰法——一场道德上必要的战争的概念，以使自己从基于原则鼓吹战争的错误辩论中超脱出来，辩论发生在或许业已是亨廷顿的观点与死不悔改的和平主义之间，后者或许属于福山的信徒。
今天，在我心里，沃尔泽特别是我在过去几个月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过的作者。他的一些有关国际总体形势特别是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述发表在多种，以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敌视布什的右翼政府，以及——无论这个提法今天还有多大意义——全球化左倾为特征的出版物上。
他处于一个知识分子星系的中心，我无法准确勾勒这个星系的不断转变的轮廓——我甚至不能确定它是否这样看自己，如果是，在哪种程度上；然而，我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星系产生的涉及基本问题的概念正在我们只有将其称为亨廷顿－福山的体系中制造裂痕。首先，它与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最常见的淡化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犯罪的放任、推诿和委婉的文化决裂。沃尔泽一再重复道，恐怖主义，既不是穷人的武器，也不是受压迫者的报复（真正的穷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没有产生自杀性炸弹袭击者——想想非洲）。他坚持认为，恐怖主义不是那些已经用尽了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并推进其正义事业的人的最后手段（“9·11”正好发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妥协战略取得成果的进程中——戴维营，2001年塔巴会议）。至于那种认为美国人咎由自取的观点，那种心术不正的分析——认为由于美国人自己的罪恶，他们是现在使自己遭受罪恶袭击的真正源头，更是冒犯加无知，无耻加愚蠢。（谈到这里，为什么把种族主义归罪黑人，把反犹主义归罪犹太人？为何不循着这可恶的逻辑得出结论，宣称受害者永远、在任何地方、为他们自己的被害负责？）
第24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6）
其次，沃尔泽唾弃了另外一种陈词滥调。看上去矛盾的是这一论调和上面的分析有联系，因为正是对淡化恐怖主义的拒绝、对放纵和推诿文化的厌恶、不去深入探究邪恶的原因和方式的决定，趋向于产生这种论调。他唾弃那种认为昙花一现的恐怖主义没有理性或逻辑，没有任何理由，终归只是一系列孤立、简单、病态和绝望的行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符合已知的克劳塞维茨的有魅力的法则。沃尔泽反驳道，没有什么比传播甚广的“后克劳塞维茨”恐怖主义理念更明确的了；因为恐怖主义者也许没有一个克劳塞维茨用词意义上的“靶子”——这正是盲目袭击、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的原则——但克劳塞维茨还有另外一个词来表示靶子和目标。根据克劳塞维茨所言，你也许没有一个靶子，但你也许仍然有一个目标，它的名字即是“战略”目标；恐怖主义分子难道不是有一个目标，或甚至一个双重目标，它一方面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在伊斯兰世界内的战争，另一方面是让他们憎恨的自由城市里的生活更不可行、更难以喘息？沃尔泽解释道，你需要把本·拉登想象为一个战略家；你需要想象他在其藏身处的那一刻（他说这“难以重建”，但他十分肯定这“确实发生”），他与其一群同谋“围桌”而坐，“讨论必须做什么”，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冷酷地选择了大规模谋杀。你需要一劳永逸地习惯于恐怖主义包含战略性的、超克劳塞维茨的层面。
还有，远非对恐怖主义去历史化，也不是把它减低成为布什在“9·11”之夜所说的“突然袭击我们城市天空”的某种晴天霹雳，沃尔泽和他的朋友们——这里，我特别想到了保罗·伯曼的著作和研究——对把恐怖主义还原到它背景中有巨大和决定性的功劳。它真正的背景。它更大的背景。米兰·昆德拉说，非地区性的背景对正确欣赏文学至关重要，我确信，这也是把历史现象恢复到其适当规模的唯一框架。伊斯兰？是的，当然，伊斯兰，伯曼说。但也是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培育了阿拉伯复兴党创始人、基督徒米歇尔·阿法克的一些信念。穆斯林兄弟会的先知库特布，明确地阐明要遵循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利希斯·卡瑞尔的优生学。该运动的发起者巴纳从不掩饰他对褐衫党的“相当大的崇拜”。然后，非常坦率地，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暴力崇拜、热爱死亡，那种只能用血来写历史的思想——这恐怖的灾难剧曾加速了欧洲的毁灭，如今在毒害本·拉登的追随者。我们明白，在读伯曼的时候，这现象既陌生又熟悉。我们感到人类同时离我们这么遥远又这么近——野蛮人，当然，但怪诞地酷似我们的野蛮人，是我们幽灵的野蛮人，他们从我们最坏的品质，最隐秘、最羞耻的方面汲取力量。换句话，我们对自己说，我们正在这里应对一个古老革命的新阶段，这场革命承继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如今以本·拉登分子的死亡小组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当代转世现身。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仅是这些著作最起码的功劳——在这场对抗中，我们的意识形态遗产并不像有些人愿意相信的那样完全贫瘠，他们通过把恐怖主义局限在其有限的背景中，把它变成一个不透明的、不可理喻的结果是无法治愈的现象。我们并非如此贫瘠，因为，从我们此前的遭遇，从我们与这只怪兽的过去化身作斗争的代价高昂但无可否认的胜利中，我们继承了一个丰富的、准备好再次用于作战的武器库：它叫做反极权主义。
也许这些作者之间的共性比我倾向于认为的要少。
也许使他们分开的——在这个或那个领域——比使他们团结的因素更有实质性。
也许我应该考虑到那封题为《为何而战》的著名“美国来信”，这封信紧接着阿富汗战争之后发表，60多位学者在信上签名，包括福山、亨廷顿，以及……沃尔泽！
也许我应该把这封信与“另类左派”——作家乔姆斯基、维达尔、博伊尔和桑塔格是其代表——的令人瞩目的自我表达进行比较。两周后，在题为《美国公民致他们的欧洲朋友》的第二封信中，他们努力证明反对恐怖主义正义战争的主张站不住脚。
第25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7）
简言之，毫无疑问，美国知识界的面貌比我在完成对当前状况所做的暂时的、不完整的评估时所感到的更为复杂、多层面和矛盾——也许我在想象，在梦想，这“第三种体系”被赋予一种超凡的力量，它能超越亨廷顿和福山合伙起来的反对。
尽管如此。
在这一系列的姿态中，有一些强大而不同寻常的东西。
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有一个真实的理论企图，去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思想发动的攻击。
在思想和文字领地，其范围从沃尔泽自己的杂志《异议》到《新共和》，的确，远不止于此，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狂热、骚动或创新，我们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结果这成了此次考察的极大意外。
我的结论是：也许因为他们遭此厄运，这次，发现他们处在前线；也许因为他们有如此可怕的经历，仅这一次，遭受了比他们欧洲盟友更惨烈的肉体上的袭击；也许也因为他们得益于一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