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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德这样的男人依靠这种思维方式揣摸对手的心理以期将其制服。而像简这样遐想连翩的女子，则想当然地认为耐德非常容易接近，加上他与自己的妻子一直貌合神离，因此完全有可能和另一个女人——一个与他同在大使馆工作的女人共创新生活。
就这样，简一味沉溺于奇妙的幻想，反而使自己越发觉得心情窒闷，无法释怀。蓦地，她觉得自己眼前一亮，精神重又振作起来，仿佛阴云笼罩的天空泻下一缕灿烂的阳光，正好照在她身上，恍若万能的上帝那根奇妙的食指正在将她点化。看看他们吧，看看周围那些倒霉的工作狂吧，他们整天干着像此刻的天空一样单调沉闷的例行公事。她却建立了一个秘密乐园，供她这个与众不同、容貌平常的女人尽情徜徉其问。在经历了多年杂务猬集的工作生涯之后，她格外醉心于那种令她担惊受怕的偷情取乐。
“会开到这里，”科耐尔对所有的与会者说，“如果没有什么补充，我们就到此结束。”
他用探询的目光环视着房间，英俊的面庞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
哦，对了，简在心里默默地说，这里有人有话对你说，不可告人的悄悄话。这是最高的秘密，亲爱的罗伊斯。她站起身，朝科耐尔挥挥手，轻盈袅娜地离开房间，晕晕乎乎地不知怎样来到楼下走廊拐角的办公室。
除了耐德·弗兰契之外，任何人想见简·威尔都得事先预约。本处的下属约她见面更得放足提前量。不过，处里两个科的人申请同时和她见面的情况却实属罕见，本周一是破例第一次。
这两个人，一个是加利·莱兰德，去年上任的护照科科长，一个上了年纪的新英格兰人，说话带着令他无比自豪的浓重的缅因腔。另一个是刚到伦敦的保罗·文森特，有一张晒得黑黝黝的，永远不会还原成本色的胖脸，和她一样也是律师，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眼下正在学习处理美国公民需要该处解决的法律问题，如公民权、宣誓作证和引渡。
“这儿有人申请补发护照。”莱兰德说着，递上一份摊开的护照，照片上是一个面部毫无特色的男子。
“你指望我做什么呢？护照不是已经弄妥了吗？”简问道，脸上有意漾起一丝笑意。
“对不起。一位名叫詹姆斯·弗雷德里克·威姆斯的先生声称自己在几个月前刚到这儿不久就丢了护照。他担任一家驻英美国公司的管理工作，因此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证。”
莱兰德突然打住，简期待他说下去，文森特有点坐不住了。“说下去。”简愉快地建议他说。
“呃——唔，”莱兰德翻来覆去地打量手中的护照，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护照或是与其相仿的东西。“你看，”他终于开了腔，“你知道我们在签发护照前，都要向华盛顿发电传以确认护照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申请补发护照是一些人为持有两份护照而玩弄的一个惯用伎俩。”
“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简冷淡地说。
霎时间，他想起这番话不该说给上司听，便在沙发上转过瘦弱干枯的身子，朝年轻的律师说：“华盛顿发来了传真，要求我们扣留他的护照，这小子国内犯了事。”他把这份新护照一下揣进夹克衫贴胸口袋，像是要把它永远打入冷宫似的。“文森特见你就是为了这事。”
年轻律师在其他两人的注视下，神情尴尬地咧了咧嘴，脸上的黑框眼镜映着头顶的灯光，镜片后面两只骨碌碌转动的眼珠灼灼闪亮。他把眼镜推到鼻梁上。
“还没有下令引渡他回国，而是首先查找他的下落。中央情报局随后提出的几个问题似乎说明了这点。”
“似乎说明了这点？”简逼问道，“这就是我们掌握的所有情况吗？”
“这个叫威姆斯的家伙，一两年前卷入了几宗美国海外双向投资舞弊案。中央情报局已经盯上他了，这就是他为什么需要两份护照的原因。”
说到这里，文森特憋不住格格傻笑起来，仿佛说的是什么滑稽可笑的事情。简见他这样，知道这个懒散成性的小伙子一定让自己一本正经的态度吓着了，便朝他嫣然一笑，心里又不情愿自己脸上和蔼的神情会怂恿他说出什么蹩脚的俏皮话。接着，她问莱兰德：“加利，我们能把威姆斯弄到这里谈谈吗？”
“我们马上动身。”莱兰德略一沉吟。“我们已经联系过了，没有过多声张，免得打草惊蛇。”
“你们肯定知道在哪儿找到他，是吧？”
“呃——唔。”
“好的，时间紧迫，就谈到这里。让保罗和司法部联系一下。把新护照放在你的墙头保险箱里。我看要找到威姆斯的下落，这是最妥帖的办法了。”
在外交圈里，人们介绍劳伦斯·兰德时，从来不提他的头衔，这是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站长，负责指挥该站的日常行动。拉里·兰德①很少在外交场合出头露面，因为他对自己的五短身材十分敏感，又不满意自己这副尊容——怎么看都像一块烘焦的米基·鲁尼牌饼干。
①劳伦斯的昵称。
他气呼呼地瞪着电话机，等着和科耐尔通话。“我说，”接通以后他省去了客套话，“你是不是在闹着玩？让耐德·弗兰契负责7月4日的保安工作？你作出这样的决定，应该通过正常途径。”
“这个决定是我作出的。”听筒里传来科耐尔冷冰冰的声音。“你不满意可以书面投诉。”
“狗狼养的！”兰德厉声怒骂，不过他已抢先挂断了电话。跟科耐尔谈不通，他在心里盘算起来，还有弗兰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教训科耐尔这个狗狼养的。若是等到招待会结束，人们看到的是到处都在流血的混乱场面，他敢肯定弗兰契也是伤亡者中的一员。
第03章
10点，耐德拟好温菲尔德官邸安全防务的初步方案，打发助手夏蒙回办公室准备中午的会议。夏蒙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开始整理准备用反射幻灯机投放在银幕上的各种图表。这时，耐德的妻子打来电话，耐德又不在隔壁，他只好打开门，走进耐德的办公室，拿起话筒。
他和勒维妮结束通话，在上司办公桌上的拍纸簿上匆匆写了几句。停下来朝窗外瞥了一眼格罗夫纳广场上最后一批稀稀落落上班迟到的职员。夏蒙虽来英国不久，却早已知道星期一上午11点前或星期五午餐以后打电话到别人办公室里是白费力气，因为他们不会在那里。
莫里斯·夏蒙上尉远比和他同龄的其他军官注意个人风度方面的细微枝节。那些在80年代被首批调往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尉和上尉，是一些置传统礼仪于不顾的新派人物。他们漫不经心地把脚跷上桌面，说话常带脏字，还偷偷摸摸地吸毒。
夏蒙绝不会想到去接耐德的私人电话，除非事先得到他的指示；他也只用“弗兰契夫人”称呼勒维妮，除非她首先称呼他“莫”。这些拘泥细节的表现，也许不再是在俄亥俄州桑杜斯基镇长大成人的居民性格特征的一部分，但却一直被夏蒙一家人奉为圭臬。
60年代初期，易卜拉辛·夏蒙还没有离开过贝鲁特这座尚未遭受战乱的城市。他那位远在桑杜斯基经营一家小地毯厂、又无子嗣继承产业的叔叔，提出只要他移居美国，即可让他当合伙人，他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很快，他的儿子莫里斯和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他又在桑杜斯基周围地区另外开办了11家地毯厂。接着是莱伯叔叔退休。易卜拉欣当上地毯行会主席，卫里教会委员，成为当地显赫一时的人物。他期待着儿子莫里斯从西部后备役军校毕业，并且成为当地地毯业二号人物的那一天。
夏蒙上尉关上耐德办公室的门，走进隔壁自己的只有一扇窗户的办公室，锁上门。他打开袖珍收音机，准备收听新闻广播。隐秘是情报工作的第一要素，锁上两扇门，听收音机，是他确信不疑的可靠做法。在他履行由命运安排的职责时，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从来不敢奢望，像他现在这样穿上做工考究的军官制服，肩头缀上标志上尉军阶的两道银杠，胸佩和平时期荣获的几根勋带，就会名副其实地成为某个集体的一员。他选择这种集军人、外交官和间谍三重身份于一身的职业，是受两种动机的驱使：一种是明确的，另一种是朦胧不清的。
明确的动机是，他不愿在退役之后，将一卷卷绒头地毯抛在郊区寓所里的那些家庭主妇面前，然后口若悬河地向她们夸耀那蹩脚的地毯如何质量优异。朦胧不清的动机一直……朦胧不清，对他本人，对其他所有人，包括那个仔细研究过他的人，都是如此。
如果夏蒙能和谁无话不谈。那么这个人就是耐德，一个此间他视为唯一知己的人。他们首次相遇是在驻罗马使馆，而不是耐德来英国前工作过的驻波恩使馆。罗马，这个当时世间一切丑恶现象的孳生地，极左分子逞凶肆虐，新法西斯狂徒草菅人命，烦琐拖沓的办事程序，政府官员的欺诈行为，这一切使两人走到了一起。
一次，两人随意闲聊时，夏蒙闪烁其辞地提到了那个驱使他来此效力的动机。“我是桑杜斯基唯一……的黎巴嫩人，”话没说完留了半句。
“永远被视为外来者的黎巴嫩人，是吗？”耐德会意地问道。
夏蒙没有吭气。耐德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在接受对情报人员进行的甄别审查时，夏蒙却从来没有流露出外来者的失落感。那年9月，夏蒙没有像他父亲期待的那样去地毯商店工作，而是揣上所有积蓄，前往他所知道的世界上唯一不会把他当作外来者的那个地方。
黎巴嫩。
他刚刚踏上贝鲁特机场，就碰上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和长枪党民兵的激烈火并封住他的出路，他顿时意识到自己这个一时冲动下作出的决定是多么荒谬愚蠢。好在打那以后，紧张局势稍有缓解。他走在首都弹痕累累的大街上，精瘦结实的身体，黧黑的皮肤，泛着成熟橄榄色的眼睛，这一切都融入周围的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