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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春暮，我拾起久已搁置一旁的《台北人》，重新认识一次，却有了新的惊奇，新的喜悦。近年来，常惋叹时间的激流冲走每一片刻的感触，乃决定写成此书，以捕捉这份惊喜，持之永远。
欧阳子
一九七六年元月于美德州
my285。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
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
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
“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观）
“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作者之个人观）
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
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花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