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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柯老雄带娟娟去开旅馆，娟娟让警察逮了去，当她是野鸡。我花了许多钱，才把娟娟从牢里赎了出来。从那次起，我要娟娟把柯老雄带回家里来，我想至少在我眼底看着，柯老雄还不敢对娟娟逞凶，我总害怕，有一天娟娟的命会丧在那个阎王的手里。我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每次他们回来，我便让到厨房里去，我看不得柯老雄那一口金牙，看见他，我便想起华三，华三一打五宝，便龇起一嘴巴金牙齿喝骂：打杀你这个臭婊子！我在厨房里，替娟娟熬着当归鸡做消夜，总是竖起耳朵在听：听柯老雄的淫笑，他的叱喝，听娟娟那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一直到柯老雄离开，我才预备好洗澡水，到房中去看娟娟，有一次我进去，娟娟坐在床上，赤裸裸的，手里擎着一叠一百元的新钞票，数过来，数过去，重头又数，好像小孩子在玩公仔图一般。我走近她，看见她那苍白的小三角脸上，嘴角边粘着一枚指甲大殷红的于血块。
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终于发生了事故。
那晚柯老雄把娟娟带出去，到三重镇去吃拜拜，我回家比平日早些，买了元宝蜡烛，做了四色奠菜，到厨房后头的天台上，去祭五宝。那晚热得人发昏，天好像让火烧过了一般，一个大月亮也是泛红的。我在天台上烧完几串元宝，已经熏出了一头汗来，两腮都发烧了，平时不觉得，算了一算，五宝竟死了十五年了。我一想起她，总还像是眼前的事情，她倒毙在华三的烟榻上，嘴巴糊满了鸦片膏子，眼睛瞪得老大，那副凄厉的样子，我一闭眼便看见了。五宝口口声声都对我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
差不多半夜里，柯老雄才夹着娟娟回来，他们两人都喝得七颠八倒了。柯老雄一脸紫涨，一进门，一行吐口水，一行咒着：干伊娘！干伊娘！把娟娟脚不沾地的便拖进了房中去。我坐在厨房里，好像火烧心一般，心神怎么也定不下来。柯老雄的吆喝声分外的粗暴，间或还有厮打的声音。突然我想起了五宝自杀前的那一幕来：五宝跌坐在华三房中，华三揪住她的头，像推磨似的在打转子，手上一根铜烟枪劈下去，打得金光乱窜，我看见她的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乱捞，她拼命的喊了一声：阿姐——我使足了力气，两拳打在窗上，窗玻璃把我的手割出了血来——声穿耳的惨叫，我惊跳了起来，抓起案上一把菜刀，便往房中跑去。一冲开门，赫然看见娟娟赤条条的骑在柯老雄的身上，柯老雄倒卧在地板上，也是赤精大条的。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娟娟一头的长发都飞张了起来，她的嘴已张得老大，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那片裂开的天灵盖上，还粘着他那一撮猪鬃似的硬发，他那两根赤黑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娟娟那两只青白的nǎi子，七上八下的甩动着，溅满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她那瘦白的身子，骑在柯老雄壮硕的赤黑尸体上，突然好像暴涨了几倍似的。我感到一阵头晕，手里的菜刀跌落到地板上。
娟娟的案子没有开庭，因为她完全疯掉了。他们把她押到新竹海边一个疯人院去。我申请了两个多月，他们才准我去探望她，林三郎跟我做伴去的。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林三郎很喜欢她，教了她许多台湾小调，他自己写的那首《孤恋花》就是他教她唱的。
我们在新竹疯人院里看到了娟娟，她们给她上了手铐，说她会咬人。娟娟的头发给剪短了，发尾子齐着耳根翘了起来，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穿了一件灰布袍子，领子开得低低的，喉咙上那条蚯蚓似的红疤，完全露了出来。她不认识我们了，我叫了她好几声，她才笑了一下，她那张小小的三角脸，显得愈更苍白消瘦，可是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我们坐了一阵子，没有什么话说，我把一篮苹果留了下来，林三郎也买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给娟娟。两个男护士把娟娟架了进去，我知道，他们再也不会放她出来了。
我和林三郎走出疯人院，已是黄昏，海风把路上的沙刮了起来，让落日映得黄濛濛的。去乘公共汽车，要走一大段路，林三郎走得很慢，他的眼睛差不多完全瞎掉了。他戴着一副眼镜，拄着一根拐杖，我扶着他的手臂，两个人在那条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的行着。路上没有人，两旁一片连着一片稻田。秋收过了。干裂的田里竖着一丛丛枯残的稻梗子。走了半天，我突然觉得有点寂寞起来，我对林三郎说：
“三郎，唱你那支《孤恋花》来听。”
“好的，总司令。”
林三郎清了一清喉咙，尖起他的假嗓子，学着那些酒家女，细细的哼起他那首《孤恋花》来：
青春枞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栽——
一九七○年《现代文学》第四十期
my285。
花桥荣记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下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大公馆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的俏，说话知趣，一把把的赏钱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头”。
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我先生并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陆上是行伍出身的，我还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哪晓得苏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张张我们眷属便撤到了台湾。头几年，我还四处打听，后来夜里常常梦见我先生，总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经先走了。我一个女人家，流落在台北，总得有点打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粮的小公务员——市政府的职员喽、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喽、区公所的办事员喽——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点来点去，不过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不过这些年来，也全靠这批穷顾客的帮衬，才把这爿店面撑了起来。
顾客里，许多却是我们广西同乡，为着要吃点家乡味，才常年来我们这里光顾，尤其是在我们店里包饭的，都是清一色的广西佬。大家聊起来，总难免攀得上三五门子亲戚。这批老光杆子，在我家里包饭，有的一包三年五载，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后一口饭为止。像那个李老头，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摔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他在我们店里包了八年饭，砸破了我两打饭碗，因为他的手扯鸡爪疯，捧起碗来便打颤。老家伙爱唱《天雷报》，一唱便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那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说是他七十大寿，那晓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们都跑去看，就在我们巷子口那个小公园里一棵大枯树上，老头子吊在上头，一双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顶黑毡帽滚跌在旁边。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白了一顿。
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哪里经得起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媚，竟让秦癞子在我店里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给开除了，就这样疯了起来，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说他在广西榕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对我们店里的女顾客也毛手毛脚起来，我才把他撵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头，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乱抓乱捞，满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滚开！滚开！县太爷来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场里，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那个卖菜婆拿起根扁担，罩头一棍，当场打得他额头开了花。去年八月里刮台风，长春路一带淹大水，我们店里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时候，长春路那条大水沟冒出一窝窝的死鸡死猫来，有的烂得生了蛆，太阳一晒，一条街臭烘烘。卫生局来消毒、打捞的时候，从沟底把秦癞子钩了起来，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个四脚朝天的大乌龟，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掉到沟里去的。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榕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对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包饭的客人里头，只有卢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小同乡，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人家知礼识数，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在长春国校已经当了多年的国文先生了。他刚到我们店来搭饭，我记得也不过是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