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床应该是明清的珍品，又像收藏家从乡下弄来的。窗框框摇摇欲坠，有没有花梨木做的窗呢，因为花梨木扶手是很有名的，想到精致就想到花梨木，正如想到小资就想到芝华士，可惜窗外早已没有旧上海。
“你们是干什么的，哪里来的，有没有户口？”
虚掩的房门被推开，居委大妈来势汹汹，她的青春期与红卫兵一定有联系。
“我们是打扫卫生的，马上就走。”
张小姐向我们使了个眼色，这时才发现鱼尾纹原来可以像脉络分明的花瓣。如果再感性一点儿描述，就是忧伤透明的花瓣；如果换个比喻，就是一颗子弹穿过玻璃的裂痕，没有碎片。丹尼拽了拽我的手，他也有鱼尾纹，可他分明年轻。忽然觉得人的一生就是鱼尾纹，它孕育、形成、发展、深刻，最后一动不动地留在那里，不再因微笑或恸哭改变多少。
第三根钥匙怎么也转不动。
房东的爸爸拄着拐杖赶来，拎着乖孙的书包，这旧书包已成为他的手提袋，里面装着汗巾、手电筒、钥匙、小人书。他的头发已经银白，抖了半天，才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一遍，没有一根是合适的。
“错了，嗯。”
“还有没有钥匙。”
“没有了。”
“撬门吧。”
借来工具。老人抖了半天，掏出手电筒，刚拧亮就灭了，再拧，不亮了。
“坏了，嗯。坏了。”
老人心疼不已地反复拧他的手电筒。他的老伴还在不在世呢？
房子放盘已有一年了，价太高，所以等着发霉。
厅里的灯管有个接口脱落了，线还连着。老人按了一下开关，没有反应，再按，还是黑暗。
“坏了，嗯，坏了。”
电话也坏了，空调也坏了，冰箱通不上电，煤气瓶废置久了，像具腐烂的尸体，熏鼻的臭。没有阳台，防盗网是80年代的款式，从厨房的窗口连到卧室的窗口，油烟的颜色。
“我不能住在一个没有阳台的地方。”
“这个煲你们用吗？不用我就拿走。”
老人从厨房出来，又慢吞吞进了卧室，打开壁柜，把粉色的被子拿出来抖了抖，又放回原处。老了，要么孩子气地珍惜一些东西：穿旗袍的黄照片，纯金头的派克笔，粮票布票毛主席像章；要么就连记忆也失去了，患上老年痴呆症，被锁在屋子里，森森地抓住窗栏，有天出去了，就走丢了。
所以我们最终搬进了华西街44号602房，有个可以望见内环路的大阳台，没有一件家具，在这生活过的人只留下两张泰坦尼克号的剧照。疯狂地造爱，生儿育女，并且快乐地过日子。与我们无关。
容器 四
丹尼纵有印度式的虔诚，法国式的假坦诚，德国式的高超技巧，也无法顺利进入我。
“我与男友无性同居。”
“不可能，男人做不到。”
我与容器第一次约会，就谈到这个问题，但我只能和丹尼解释。
“你从来没有过高潮吗？”
“我性冷淡。我们一直在过家家。”
是的，常常放着《村上春树爵士印象》，开始拖地板，除了厨厕，只需让白色的棉条在三十二平方米的地板上蹭来蹭去。接着，我们共用一把牙刷刷牙，丹尼有次挤了六厘米长的牙膏，见我皱眉头，从此只挤三厘米。洗面奶是女士碧柔，丹尼其实更喜欢牛奶香味的。他的程序多一道，刮胡子，有天刀片坏了，我建议用我的剃腋毛刀，他兴高采烈试了一回，效果槽糕透顶。好了，开始冲凉。每到这时他最有兴致观察热水一喷下来时，我rǔ头颜色的变化，深红，嫩红，很快就呈粉红了。他总要紧紧地抱我几次，眷恋得像生离死别的亲人。
我们裸体在客厅和卧室间穿梭，有时跳贴面舞，有时在地板上翻滚，有时肆无忌惮溜到阳台上，把换下衣服扔进洗衣机，有时我拿着一本《经典电影》，他拿着一本《用TCP/IP进行网际互连》漫不经心地翻来翻去。
夜深了，在床上抱成一团。
他让我叙述我的初夜，他说一定有什么曾深深伤害我。
“我没有初夜，流血的时候已经是一把钳子捅入yīn道，热乎乎的消毒水灌进来，我在叫，叉开的双腿在冰凉的钢架上弹跃，手抓不住任何东西，搅拌，清洗，医生的责备。一切终于停下来了，医生问需不需要看一眼那团肉，我说在药水瓶里见过，一个月的胎儿没有成形，像美丽的黄珊瑚。
我没有初夜，但梦里去过海，超过了身体极限的海，沉到了无法呼吸的深处，听不到地面的声音，看不见云朵，找不出回到地面的理由，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浮荡在水面，珊瑚已经潜入我的身体，而我不能要它。”
丹尼说我在骗他，想了想又说不懂我在说什么。
“不，我去过真实的海，还记得吗？那次我们在三亚潜水，背着很重的氧气瓶，在40米以下见到了色彩斑斓的鱼，软滑的礁石，还有珊瑚，我的耳膜刺痛，但很快乐，我想脱掉面罩，直沉海底，但你和教练都紧紧抓住我的手。我再也回不到海了。所以要找一个容器。但你不是，你只是氧气瓶。”
“睡吧，别胡言乱语了。”
我侧过身，泪水流到嘴角，很咸，海水一般。我含着海水睡去，无梦。
丹尼不喜欢这种梦呓，他的简单生活就是去酒吧，或宴请宾朋，有个听话的女人可以在无聊的时候陪他说话，夜深时搂她入眠。
当我了解华西街44号602房的生活由爵士乐和过家家构成后，开始向外部空间扩展。
推开门，首先是垃圾篓子，住满一个月后，还没人来收垃圾费，房东说很便宜，十几块钱。
傍晚七点，铃声从天而降，收垃圾的人来了。这时候可以见到邻居的身影，601房倒垃圾的是四十光景的男人，矮小，黝黑，整天绷着脸。刚搬来时，他指着楼道里一张墨绿色的大方桌：
“听说这张桌子是你们扔的，挡路了。”
“不是我们扔的，为什么要扔掉它。”
“赶快搬回去，要不找人扔出去。”
“我们不能搬别人的桌子。”
“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不想要了就说是别人的，乱扔东西……”
我把门关上，相互再不搭话。
次日，“砰砰”地门被敲得山响。打开一看，是个头发稀疏的老人。
“阿勇呢，你老公呢？”
“我没有老公叫阿勇的。”
“啊，他什么时候来跟我摸两圈呀。”
“我不认识他。”
“啊，他把房子弄成这样了，打麻将的桌子也没了。”
“……”
“走啦，走啦，阿勇搬走了。”
他的老伴拎着一袋西兰花，用肘尖碰了碰他。老人一边上七楼一边回头望着我：
“你和阿勇有空上来坐坐，啊？”
这是一个错乱的空间，不知什么时候我扔了桌子，是名叫阿勇的老婆，更有意思的是我要神经兮兮地向垃圾工人追回新买的台布和咖啡杯，垃圾分类把它们分到了食物类。
从垃圾堆回来，刚到楼下，一个宽屏幕女孩走进视线。短发，但背后留了及腰的一缕，信步，左手掐着根烟，右手托着卷毛狗的屁股，她有160斤吧，年龄不足二十，胖脸庸懒得很，不傻气，很厌世。瞥了我一眼，向旁边的小卖部走去，中指与拇指掐住滤嘴，皱着眉头猛吸一口，像极某些男人的姿势。她打一个哈欠，狗也打了一个，弯下腰，狗便爬了下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些梦游症状。
容器 五
木屐的踢踏声被清亮的高跟鞋声代替，橘色的高跟鞋价钱是595元，当我穿墨绿色裤子时，有人会委婉地说：
“你喜欢强烈的对比色？”
穿上棕红色的裤子时，有人又会讨好地说：
“很有质感，名贵。”
这鞋也越来越有我的爱好，跟不同的裤子谈恋爱，始终保持它的被注意力。
不过，它的声音总和环境不协调。去见习的公司上班，十五分钟行程，它要过三次马路，路过二个报摊、三间五金店，长长的一排专营防盗门的小店。那些不绣钢门并不好看，生意也淡，不多不少地挤在墙面粗糙，灯光黯淡的店里，它们在待命，待价而沽，生来如此，贫贱地活着，从小店到平民之家，兢兢业业或者敷衍了事地活着。谁也不相信它们最终不会生锈。自作自受地活着。
它在水磨石地面走时，声音又过于刺耳。它只提醒一件事：迟到三十分钟。
它要绕过一面墙，墙上挂着些精美的广告作品，其中几幅是旧情人汉森的。
它要踱进茶水间，一块木板插满员工的订饭卡，抽出我的名字，在A、B、C栏勾上一个，便是午餐了。偶尔也会写上“叉”或者“香”，那是叉烧饭或香骨饭。完了，扔进竹篮里。
大会议室是方的，每天总有两三个创意会在这里开，如果闷着十分钟，老总就要生气，最厉害的一次把主持项目的AE气跑了。
老总是个四十岁仍旧个性活跃的人，在白板写划遇上水笔不顺，往肩后任性一抛，阴沉着脸转过身来，见我们表情复杂地看着他，又若无其事把笔从角落里捡起，刷刷继续涂写。设计师用报纸裹一只活逮的老鼠逗大家乐，他禁不住伸手摸摸老鼠的脑袋，漾着富有亲和力的笑容：
“不要处理得太残忍，啊。”
他仍旧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魅力而不再有爱情的男人。有次，我们去“三顶绿帽子”踩盘，他穿得休闲，坐在窗台上望珠江东去，忽然沉思，高鼻梁勾勒的侧面很迷人。他的广告观念有些落伍了，但要保持权威。我时常担心在这群年轻人里，他会寂寞。偶尔也跟我说话，强调人的核心价值。
正如许多会议那样，观察别人的小动作比倾听发言有乐趣。副总有只眼皮不时掉下来，无聊了就拿着风油精嗅来嗅去，烟抽得厉害；创作总监，喜欢拎一只像发廊里喷水瓶的大水壶来，却不怎么喝水，说着话忽然躺到大窗台上去，一具卧佛；徐小姐喝牛奶的勺子硕大，塑料透明，据说是吃麦当劳的赠品，漂亮妩媚，却总是饥饿着，有时急着插话，忘记拿下衔在嘴里的勺子，忽然客户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