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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数个小事以彰显正德时代的“好事”：其一，宁王造反，武宗亲征，行至山东临清，传令当地官员进“膳”。由于人多仓猝，武宗本人面前竟然忘记放筷子。他笑道：“怎么这样怠慢我！”话虽如此，并未发怒，吓得尿裤的地方官未得任何怪罪。其二，太监黎鉴向都御史王頨索贿被拒，便跪于武宗面前哭诉王頨虐待蔑视自己，武宗笑言：“肯定是你要人家东西没要成，王巡抚怎敢惹你这样朕身边的红人。”其三，武宗皇帝一行至扬州，江彬等人欲夺富人宅院为“威武将军府”，知府蒋瑶坚执不可。江彬伺机报复，正好明武宗手钓大鱼一条，戏称价值五百两银子，江彬就强卖给在一旁侍立的蒋瑶，让他用库钱购买。蒋瑶屁颠颠从家中跑回来，把老婆的耳坠头簪献上，说：“官库无钱，臣所有惟此。”见此，武宗皇帝也是“笑而遣之”；其四，武宗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崩，百官送葬时，正值大风雨，泥地中众人欲下跪时，明武宗遣人谕止……诸多小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武宗本人并非残虐淫暴大恶之君，他这辈子坏就坏在一个“玩”字上。
所以，史臣也公正：“毅皇（武宗）手除逆（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该肯定的也应肯定。
明武宗病危时，江彬不知深浅，仍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以至于大臣们都忧惧江彬旦夕之间想造反。
大学士杨廷和文人老姜，亲自与江彬寒暄，常常没事人一样笑谈，使得江彬不觉有异。
明武宗崩后，杨廷和秘不发丧，与司礼太监魏彬定计，派内官密禀太后，索得除掉江彬的手敕。于是，他们以坤宁宫殿成，要行安装上梁的仪式，派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燧一起入宫主持典礼。
江彬不知是计，穿礼服入宫，其侍卫被阻于宫外。祭礼毕，江彬欲出，太监张永又出面，留他吃饭。
远远看见有宦者持诏带几个锦衣卫士兵走来，江彬感觉不对，朝西安门方向狂奔，但宫门紧闭。无奈，他又顺墙疾行，趋北安门。结果，把门的兵将说：“皇上有旨，留提督在宫内！”
江彬可笑又可气：“今日旨从何出？”意思是皇帝病成那样，我又没派人发旨，哪里有什么“圣旨”。说话间，他推搡拦阻他的门将，想乘间逃出宫去。
这时，得到密令的门将再也不怕江彬，命手下士兵一拥而上，把江提督绑成粽子，连打带骂，把他胡须拔个精光。昔日威武绝伦的大将，如今狼狈不堪。
明世宗继位后，下诏凌迟江彬，并杀其成年的五个儿子，其幼子江然与其妻女俱罚送功臣家为奴婢。对江彬抄家时，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数计。
平实而论，江彬也就是一个恃宠跋扈武夫而已，自始至终没有剪除异己之心，也没有质劫公卿之志，一心一意只想哄明武宗开心，常年导其游猎，骚扰地方。所以，他在武宗身边十年，为恶之事，比起刘瑾的乱政五年，远远不及。
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没有任何拥立宗室的打算，可称是皇帝耿耿忠臣，绝无为己为身远谋的私虑。为此，虽然江彬当时是以“谋逆”的罪名惨遭凌迟，后世史臣并未把他列入什么“逆臣传”或“奸臣传”中，只划入“佞幸”一类而已，实为公允。
零伍
4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万事浮生空役役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
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
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
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
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帖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
写好诗的，当然更不一定是好人！
国人因意识形态的教育简单化，总爱唐突古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肯定会脑海中浮起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一个大奸臣面目。
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历史复杂的关系上加以抽离，人，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
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人样子”。
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
“大礼议”——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
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子。
朱厚熜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祐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熜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熜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熜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
朱厚熜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时受过极其正统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阴沉，又不喜动，属于那种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乡，接到礼部公文，见上面有让他入宫先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熜很不高兴，回复说：“遗诏让我当嗣皇帝，怎么又出来这种事？”显然，明廷大臣们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继统为帝。
给死去的堂兄明武宗当“儿子”，朱厚熜当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少年坚持不入城。阁臣杨廷和依旧希望这位“嗣皇帝”按礼部规定办，朱厚熜坚执不可。
由于明武宗遗诏中的“接班人”人选天下皆知，再怎样也不可能另外推一个“嗣皇帝”出来，杨廷和等人拗不过少年朱厚熜，只得授意群臣劝进。
朱厚熜这才答应入城。他由大明门入宫，拜谒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宫后，又见宫内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后出御奉天殿登上皇帝宝座，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位就是明世宗了。
即位后，同几乎所有新帝登基后都要象征性做的一样，明廷以皇帝名义下诏，尽革明武宗时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员的同时，处决、惩治了前朝许多跋扈的文武官员。
身登九五龙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母的同时，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
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继承人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
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嘛！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议”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瓜子，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屁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枝末节”，傻呵。
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
大学士杨廷和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
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
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
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
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
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的摆设“礼部侍郎”。
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陛下）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指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往矣，称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