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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无从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
明宣宗也气愤，1428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
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满身羊膻的土包子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
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相失，投靠了蒙古的部落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杀，假装忠勇，向明朝借兵，声称要为故君“复仇”。
明成祖本人人精一个，表示非常“赞赏”，封阿鲁台“和宁王”空衔一个，鼓励他去打瓦剌。至于借兵吗，就算了。瓦剌的马哈木原本就是明朝的“顺宁王”，听明成祖与阿鲁台联系，非常惊恐，忙派人表示要献上从本雅失里尸体上找到的“传国玉玺”（即所谓秦朝那块，实际上是元成宗登基时所用的那块，为当时的皇太后派人伪造）。
明成祖不受。马哈木觉得大丢面子，恼羞成怒，不仅扣留明朝使臣，还在饮马河一带觊觎边境。这一来，惹得明成祖大怒，二次亲征，终靠大炮又教训了瓦剌人一顿，但此战明军也死伤不少。经此一役，瓦剌深知明朝这大老虎的屁股不好摸，忙向北京贡马贡羊贡牛肉干。双方都有台阶下，讲和。
由此，明朝与瓦剌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到明英宗“亲征”才打破这种势态。
瓦剌部头领马哈木与明朝讲和，但与“鞑靼”的阿鲁台却下死命攻击，双方打得不亦乐乎。阿鲁台于永乐十三年出奇兵，一举干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答里巴“大汗”。马哈木便又推立额森虎为牵线木偶般的“大汗”。由于阿鲁台总是攻击自己，马哈木怒极之下，转年率军深入至斡难河以北，准备以牙还牙，不料正好中了阿鲁台埋伏，兵败身亡，其子脱欢也被生俘。
额森虎捡了大便宜，“监护人”马哈木死了，他倒成了真正的“大汗”。
庆幸的是，马哈木之子脱欢未被阿鲁台杀掉，两年后被放归，回去后作了额森虎的“太师”。
额森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病死，脱欢就拥立本雅失里一位侄孙脱脱不花为“大汗”（此人曾在明成祖时在甘肃向明朝投降，此时叛明西逃，投奔瓦剌）。由于后来明成祖几次亲征桀骜不驯的阿鲁台，脱欢乘其弊弱之机，在明宣宗宣德九年终于杀掉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为父报了仇。
至于阿鲁台原来在鞑靼部拥立的阿岱汗，只能率为数不多的人马逃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躲起来。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
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时，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着，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
明宣宗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费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明成祖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
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嵩，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
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
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仓廪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之治”。
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纵欲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此即明英宗。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下诏罢诸司冗费不必要作工，放出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
新皇帝出炉，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当权的时代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像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瑾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
这种情况，均同朱元璋当年废丞相制度有关，由于军权、政权分由六部分担，皇帝一人提纲掣领。这些举措，听着好听，皇权独握，其实真正遇到事情，天子本人也因结构的复杂无从完全对一切大事加以掌控。皇帝如此，“准皇帝”的九千岁大太监也是如此。弄权一时好办，狐假虎威，有皇帝招牌，但当这块招牌不管用或不挡风时，太监只有挨剐的份儿了。
明太祖朱元璋丝毫不掩饰他本人对宦官的印象：“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便为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宦官）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老朱规定，内臣官阶不能高过四品，月给食米一石，衣食用品皆为“官给”，并在宫内设立铁牌，上铸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也正是在老朱皇帝当政期间，内监二十四衙门已经搭建完毕，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最有威权的乃司礼监，其长官官称为“提督太监”。现代人一般把宫内的宦者统称为“太监”，年轻的叫“小太监”，其实，宦官等级森然，最高的一级才能叫“太监”，往下是“少监”、“监丞”，中级的有“奉御”、“听事”等，最低级就是杂役类，有“手巾”、“火者”之称。至于各个监局当中，除掌印太监、提督太监外，也有“经理”、“管理”、“监工”等职衔。那位看官不要笑，“经理”确实是宦官的一种称呼，单位哪位主管得罪你，多亲热地喊他几声“经理”就好了。
司礼监原本的职责，是管理皇城内大小宦官以及关防关禁、长随当差等事务，逐渐地，由于明朝皇帝的惰于政事，司礼监太监反倒成了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监内一般有八九个宦官分别帮皇帝“御笔”批朱。
对于自己想搞猫腻的宦官来说，他可以把内阁奉呈入内的阁票打返，令阁臣重拟内容。刘瑾气焰最嚣张时，就把这些公文带回自己家中，与门客商量官员任命和处理意见，更改好以后也不交回内阁，直接以御旨名义发出，可谓做到登堂入室，随心所欲。
有人观此可能产生疑惑，朱元璋不是严禁宦官学文化吗，怎么又有这些文人“宦者”呢。这种教宦官学文化的事情，首先始自明宣宗，他设置“内书堂”，专门派文官教宦者学习，内容为《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可惜的是，公公们忠孝节义入脑的少，奸诈使坏的心计反而因知识平添了“力量”。
入司礼监的宦者，一般必为“内书堂”毕业，入“文书房”办过事（“文书房”乃司礼监的“秘书处”），这样的公公，才能成为司礼监太监。但也有例外，比如魏忠贤几乎就是大字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