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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贼”出身乱世沉浮
——李成栋“出山”的时局
据明末大儒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李成栋是陕西宁夏人，字廷玉，起身群盗，后被明朝官军招降，官至都督同知。显然，这位好汉是明末大起义中的佼佼者，乃李自成勇将、绰号“翻山鹞”高杰的属下。李成栋自己也有个外号，名“李诃子”。虽是盗贼出身，李成栋在“义军”中干活时间应该不长。何者？从他的顶头上司高杰就可以推断得出。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10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
如此以来，李自成不喜反忧，疑窦顿起。
高杰一表人材，资貌瑰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很快就勾搭成奸。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看来高杰这条米脂的汉子也不错。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占山为寇的一支毛贼武装而已。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
在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肯定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瞎唱：“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时，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
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州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他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高杰本性强横，与“兄弟部队”如黄得功、刘泽清等明领关系恶劣，不能协同作战。即使如此，高杰最后也深为史可法的忠义所感动，真的与之商议“恢复”之业。他自告奋勇，领兵奔赴归德，直逼荆、襄之地。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2月，高杰抵达归德，命令驻守睢州的明朝总兵许定国来拜见自己。
乱世之际，武人都想拥兵自重，最怕的是被人调离原先的守地。如果鱼儿离开水，武人离开自己的军队，则恐羽翼尽失，任人宰割。因此，高杰的到来让许定国非常担心。最重要的是，网高杰还在李自成手下当“贼头”时，有一次他率兵袭取许定国的老家太康，曾惨杀这位明将的家里不少人。如此深仇大恨，许定国自然不会忘却。
许定国先卑辞下意装孙子，推诿睢州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同时，他派人送信要高杰到睢州来“视察”他自己的工作。
高杰欣然接受，按时赴约。其属下李成栋等人都劝他不要这么轻信许定国，但高杰轻视许定国，不听劝告，仅率少数随从入城。
酒席宴间，高杰喝得高兴，觉得自己是方镇大员，出言肆意，吆五喝六，严命许定国到期外出移军，并令他送子弟于高杰军中为人质。
许定国心中虽然又疑又恨又气恼，表面却一口应承下来。趁高杰欢笑之际，许定国送上数位绝色美妓侍寝。不仅如此，他还给高杰身边的数十个亲兵每人“配送”两个美女。
高杰酒酣之余，回到客舍纵酒狂欢。而后，他又累又乏，呼呼大睡。
半夜，忽然一声炮响，许定国兵士争相挥刀闯入。高杰身边数十个亲随听见炮声吓得光着屁股爬起想拿兵器抵抗，但是夜间的颠狂很害人，四肢无力之余，他们都被身边“配送”的美人一人压住一只胳膊死死按住。
须臾之间，个个人头落地。
高杰自己，迷迷糊糊被士兵拖入许定国帐中斩首。
转天，被高杰派出去的部伍知道头头被杀，悲愤欲绝，包括李成栋在内，高部“官军”猛攻睢州城。破门后，直杀得“老弱无孑遗”。
带头造祸的许定国却乘间逃走，向清军投降。
高杰为人虽然骄暴淫毒，但他对明朝仍旧有拥立之心，而且死前“进取意甚锐”，很有进击清军的决心。死后，明廷赠其为太子太保。
李成栋等人虽然带兵屠陷睢州，仍被弘光朝廷视为内部矛盾，加上惹祸的许定国降清，朝廷就更对高杰诸将皆不予追究，仍旧命他们领兵镇守徐州、颍州等地。
弘光昏庸半壁沦亡
——李成栋对清朝的降附
言及崇祯帝死后的南明，不得不提首先称帝的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昏庸无道的万历皇帝爱子福王，多次差点登上皇储之位，但终因大臣们因其不是长子数次谏劝，才让万历帝打消了念头。作为补偿，万历帝在朱常洵“之国”时派一千一百七十二艘大船，满载金银财宝，大张旗鼓欢送这个宝贝儿子到洛阳享福。
李自成等人早就知道“洛阳富于大内”，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2月猛攻洛阳，把这位重达三百六十多斤的大胖子福王逮住，连同几只鲜肥的梅花鹿一起烹为“福禄宴”，在庆功宴上让诸位辛苦攻城的老少爷们美美吃了一顿大餐。
朱由崧跑得比他爹快，捡得一条小命，仍被堂弟崇祯帝封为福王。由于王府已失，他暂时寄居怀庆。
1644年，李自成大军中的又一个分支杀到怀庆，已经养成像他爹一样大胖身坯的朱由崧再次面临灭顶之灾。好就好在他已经养成的兔子般狂逃的经验，丢下母亲邹氏，趁乱来个“猪癫疯”，竟也能再次逃过一死，跑至淮安。
虽然朱由崧早就“名声”在外，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知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最后仍被马士英和阮大铖这两位奸臣看中，认为此庸者俗人“奇货可居”，便于控制，加上此人身属嫡系，最终仍在崇祯帝自杀后不到两个月得以登上帝位，年号“弘光”。
弘光帝登基后，就用高官厚爵酬谢马士英和拥戴他的四位武将（即“四镇”，包括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新朝气象没有维持多久，马士英把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排挤出朝，命这位“史阁部”带兵渡江北上。这样一来，朝内大权完全落入马士英之手。不久，早先名列“阉党”名单之首的阮大铖被马士英引荐入朝，并被委以兵部右侍郎的高官。如此安排，致使弘光小朝廷内党争频起。
四镇之军除黄得功外，其余三将皆骄横跋扈，所统兵将也只知狂掠百姓，遇敌则怯懦无计，只知撒丫子狂逃。虽然总共有数十万明军屯集江淮一带，但将领们几乎全无斗志，个个都把金银家小安置于江南富庶大后方。
这些人贪生怕死，同时又肆无忌惮。官拜东平伯的刘泽清最能道明这些武将心事：“吾拥立福王以来，以此供我休息。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耳。”
因此，清朝军队在降将许定国率领下渡过黄河，一路势如破竹。明军诸军不仅不抵抗，反而闻讯大掠他们应该加以保护的明朝平民，然后满载辎重向西奔逃。
弘光朝内，仍旧文恬武嬉。马士英一哥们还故意扬言：“岳飞讲‘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这真是大错特错。文官若不爱钱，高爵厚禄何以劝人？武臣必惜死，养其身以其待！”爱钱惜身竟成了“硬道理”，可见弘光君臣糜烂的境地。
弘光帝自己也天天畅饮醇酒，摇头赏吟“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明月几当头。”（语出明朝朱存理《中秋》诗：“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这位昏庸帝王天天狂吃猛力春药，夜夜奸淫幼女，害死不少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马士英等人大兴狱案，罗织罪名，杀掉不少与自己有过节的朝臣和士人。
由于朝政糜烂，加上令人疑窦从生的“童妃案”、“北来太子案”、“大悲和尚案”，在外拥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趁乱打着“清君侧”旗号西逼南京。
当时的情势是，一方面，清军昼夜兼程乘势南下，把史可法的扬州城包围得密不透风，另一方面，左良玉的明军气势汹汹，兵锋直指南京。
弘光帝虽荒淫昏庸，却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
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北兵（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
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良玉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直前。
左良玉率大军抵达九江后，患急病而死。而他手下人数达数十万的明军，全都为其儿子左梦庚所掌握。这一行大军沿长江浩浩荡荡而来，不是抵击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