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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战后期的市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用法币买不到的东西、用银圆同样也买不到，而49年初的社会物资总量却并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积了起来，老百姓宁愿以货易货也不相信钞票，市场上的价格暴涨也仅仅是针对金圆券而言，如果用银圆购买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没有涨价反而还降价了。
那时候，商铺和饭馆既想囤积货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对顾客十分挑剔，倘若抱着金圆券进馆子，老板只肯卖一碗饭，如果把袁大头拍在桌面上，鸡鸭鱼肉立刻就端了上来。最倒霉的是那些放高利贷的，缺德人遇上了更缺德的社会，两下子就被整破产了，真是恶有恶报。
蔡智诚的薪水是现大洋，市面风波对他的影响不大，但事实上，能够象他这样“潇洒”的人物毕竟是少数，有更多的百姓在这场金融灾难中饱受痛苦。普通市民除了以货易货之外就难以维持生计，大批的学生、教师和基层工薪人员沦为饥民，最不幸的还是那些从外乡来的逃亡者，颠沛流离、无依无靠，腰包里揣着的全都是废纸，那才是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949年3月，南京李宗仁政府终于派出了“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团员黄绍竑（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劭力子（后任全国人大常委）、章士钊（后任全国人大常委）、李蒸（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刘斐（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其中，张治中和劭力子是“主和派”，黄绍竑和刘斐属于桂系，章士钊和李蒸是社会贤达，连一个能够代表蒋系和粤系的人物都没有——所以别说是谈不出结果，即便能够签订个什么协议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很难得到执行。
当时，李宗仁已经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因此所谓的谈判不过是把“无条件投降”改为“有条件投降”。桂系政客期盼的无非是两条，一是把“惩治战犯”的力度降一降，二是国民党交出政权，但解放军不要过江。共产党显然不答应第二条，谈判还没开始，新华社就表明了态度：坚决粉碎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且说解放军打过长江轻而易举，夺取全国胜利的步伐不可阻拦，共产党不但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国民党不仅要交出政权还必须放下武器，可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北平就是天津……
那时候，上海的广播公司多如牛毛，一两百个频道的信号互相干扰，收音机里各种声音乱七八糟，不动旋钮就能窜出四五个台来。几乎所有的电台都有“时政评论”，有的说“完蛋完蛋没救了”，有的说“不怕不怕，我们有无敌的空军、我们有忠诚的海军”……说着说着，海军最大的重庆号军舰就起义了，电台里只好又说“不急不急，陆军还有江阴要塞，海军还有第二舰队，当年八百壮士能在四行仓库坚持那么久，现在守住长江更没有问题”。
但蔡智诚知道长江是守不住的，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的兵力不足，也是因为高层长官根本就没有守江的决心。
从历史上看，长江最重要的防御地带应该在南京上游至九江河段，这个地域一旦被突破，不仅安徽江西立告失守、江浙腹背受到包抄、湖南广东面临威胁，而且整个华南也被切成了无法顾及的两半。反之，如果守住了这一段，防守方可以保持较厚的战略纵深，攻击方在东西两端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战局就还有可期盼的余地。但现在，白崇禧把主力收缩到湖南广西，只求保住桂系大本营；汤恩伯把兵力集中在南京下游，仅图维护上海一隅；而广东方面则希望把海南岛变成台湾第二，宁愿去香港也不愿守长江……结果漫长的“江防要地”只留下几支杂牌弱旅在装腔做势，共军岂有不“轻而易举打过长江”之理？
（PS：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是从江阴至九江段突破了长江天险）
49年3月，“北平和谈”拉开了序幕，但双方心里都明白这不过只是个幌子而已。共产党那边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国民党这边喊“积极备战，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家其实都知道“长江防线”形同虚设，那道“天险”根本靠不住，于是就开始做下一步的安排。
3月中旬，谷正纲从奉化回到上海，他已经得知俞季虞遇难身亡的消息，于是就建议蔡智诚离开上海到福建去。
谷正纲的这个提议是有原因的。
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之后，与原本就芥蒂很深的行政院长孙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无法共事的地步，结果老李就和老蒋商量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何应钦内阁的时间虽然很短（才两个多月就被阎锡山取代了），但在当时却显得十分卖力，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军备方案，准备征召百万壮丁组建“二线兵团”，并且把整军的重点放在了福建。
福建属于黔系政客把持的地区。1926年，何应钦统率北伐军东路军由潮汕入闽打败了孙传芳的部队（周荫人），成为福建军政委员会主席，后来，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何纵炎，谷正纲和他弟弟谷正鼎，包括蔡智诚的老爸蔡式超等贵州老乡都在那里做过官，与当地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49年这时候，福建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是朱绍良。朱绍良祖籍江苏，从小在福州长大，考入武昌陆军中学后和同班同学何应钦、谷正伦一起被选送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又一起去贵州混迹，朱绍良与何应钦先后担任过黔军参谋长、而谷正伦则做过黔军总司令，三个人在蒋介石麾下的地位虽然有所变化，但彼此的交情摆在那里，始终是一根藤上的蚂蚱。
不过，谷正纲推荐蔡智诚的原因倒不完全是为了人际关系。
福建的方言与中原语系大相径庭，可当地的军政大权却掌控在外省人的手里，官员操北腔、百姓唱南调，咿哩哇啦闹了半天谁也不知道对方说的是啥东西。长官在台上训话，台下目瞪口呆，忽然有人自告奋勇申请当翻译，长官当然很欢喜。于是就听翻译说福建话，台下鼓掌台上也鼓掌，鼓掌过后，当兵的扛起武器“呼啦”一下全跑光了，当官的愣在台上莫名其妙，问过别人才知道——原来刚才那“翻译”是在鼓动大家造反呢。
蔡智诚会说闽南语，因为他的亲生母亲是蔡式超在厦门大学时娶的姨太太，老人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总是使用别人听不懂的家乡话，蔡智诚和蔡智兰也因此掌握了这一般人都弄不懂的奇特方言。谷正纲的妻子也是福建人，老谷曾经见过蔡智诚和她用闽南话拉家常，所以他觉得这小子是个“精通内语”的宝贵人才，派到朱绍良那里一定能够发挥所长。
那一天，谷正纲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他是原国防部史料局局长、新近被委派为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中将。在得知蔡智诚的情况之后，吴副主任立刻表示出十分欢迎的态度，并且提出可以让蔡中校在绥署的兵役部门负责军训业务——蔡智诚之前从没有和吴石见过面，当然不知道这位国民党的中将其实是中共的地下党（代号为“密使一号”，50年在台湾被捕牺牲）。在那时，他只知道吴副主任与白崇禧的关系十分密切，虽然名为朱绍良的副手，其实是桂系与黔系之间的联络员。
从个人兴趣上讲，蔡智诚并不反感去福建、也不计较在谁的手下做什么官，但他却很不愿意在这内讧不断的时候充当政治派系之间的帮手或者润滑剂，更不愿意在这大势已去的时候再拉壮丁上战场送死。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с○m他讨厌这祸国殃民的权利纷争、更不希望这毫无意义的战争再继续拖延下去，于是就拒绝了谷正纲和吴石的建议，坦率表示自己对兵役工作既缺乏经验也缺乏热情，担当不起这军事训练的重大职责，然后称谢告辞而去。
从市政府大楼出来，蔡智诚就决定离开上海、回贵州老家另谋出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出乎意料的是，陈丽君显得特别高兴，她立刻动手收拾行李，笑靥如花：“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回家喂金鱼”。
原来，自从丈夫出征之后，陈丽君就在房前开辟了一个小小的花园，种桃树、栽兰草、还养了许多金鱼，每天用这些不吵不闹的玩意来打发独守空房的无聊和寂寞。在南京上海的这段日子，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那些花草没有人浇水、金鱼没有人喂食，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现在忽然听说可以回家了，如何能不欣喜若狂。
“这时候回去正好呢，园里的桃花就要开了，红红白白的可好看！”
“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花花草草的事？我还以为你满喜欢上海呢”，蔡智诚觉得很奇怪。
“你在这里求事业，还说要到台湾去，心里那么苦，我怎么能拿这种小事来烦恼你……”
接下来的日子，蔡家小两口都在忙着做行前的准备。
49年4月4日，前往海防的船票终于办好了（当时比较安全的返程线路是由越南经云南回贵州），蔡智诚就带着妻子去向谷正纲告别。
那一天恰好是旧中国的儿童节（现在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是49年11月在莫斯科国际妇女大会上决定的），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上海市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宋美龄、李宗仁和市长陈良都发表广播讲话，向儿童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原本被抢购得空空荡荡的商店柜台上也罕见地挂满了糖果，用细线串着，每个童子军都能分到几颗。大街上彩旗飘扬，五颜六色的标语横幅写上了各式各样的口号：“保障儿童教育”，“丰富儿童的精神享受”，“重视儿童福利”，“营造儿童幸福生活”。
陈丽君被这节日的气氛感染得热泪盈眶，“哎呀，好可爱，多么漂亮的小孩，我要能做他们的妈妈就好了”。蔡智诚的心里也在想：如果结婚的时候就离开军队，现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