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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进攻。在顶住共军反扑的同时，国军的铁拳更显得虎虎生风。在陕北，胡宗南继攻克延安之后，又集中六个整编师追击彭德怀部，拉开了浩浩荡荡的“武装大游行”；在华东，国军扫荡鲁南、激战鲁中、攻克沂源、夺占沂蒙山区、控制了胶济铁路，陈毅粟裕部队只剩下胶东、滨海、渤海三片狭长地域，大有被“赶进东海喝海水”的态势。
面对着如此的大好形势，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决心调集全部力量、一鼓作气荡平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同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八路军西北野战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正式确认了共产党军队的统一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至此，已经开打一年的国共内战也终于被赋予了两个历史性的称谓：“戡乱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这时的局势十分微妙。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在山东和陕北连连告捷，但仔细分析一下却可以发现：国军“重点进攻”的方向一个偏东、一个偏西，而中间的苏淮直至南京一线却显得空空荡荡，就象个搏击场上的莽汉，双拳伸出去了、胸腹却暴露在对手面前，如果肚子上被蹬一脚，立刻就要栽跟头。
共产党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破绽。47年8月，就在华东、西北战事正酣的时候，位于中原地区的刘邓大军果断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河南东部直扑南京侧翼的江淮腹地，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进攻”、迫使其转入了“全面防御”。
从战争史上看，中原野战军的这次破釜沉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但细说起来，这场序幕还有个序曲，那就是华东野战军的“七月分兵”。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已经得知刘邓大军即将展开对大别山的战略突击。但这时，他们在山东战场上正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战略防御的纵深不足，在国民党的重兵压迫下、可以迂回的地域越来越小；二是国军在进攻中的队形衔接得十分紧密，在“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下，解放军一时找不到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之下，陈毅粟裕决定分兵（这也是中央军委的主张），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先分路出击、把敌人扯散，而我军再由分散转为集中、歼灭孤立分散之敌”。
于是，7月1日，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主力第2、6、7、9和特种兵纵队，留在鲁中战场与敌人保持正面接触、“待机歼敌”；第二路由陈士渠、唐亮率第3、8、10纵组成“陈唐部队”，挺进鲁西、配合中原野战军行动；第三路则派遣战斗力最强的第1、第4纵队（叶飞陶勇兵团）迂回鲁南，向敌后的战略要点发起攻击。
“七月分兵”的最初的“把敌人扯散”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原本抱成一团的国民党军在鲁中留下四个师、分出七个师向西追击。可是，扯散了敌人的解放军也无法立刻“再由分散转为集中”，一时间也只能“以分散对分散”——而以当时的实力，在国共精锐的捉对厮杀中，华野部队很难占得上风。
留在战场正面的华野主力先是没啃动胡琏的整11师，接着又没打赢李弥的整8师（也就是松山战役中的第八军，蔡智诚曾经服役过的103师此时是整8师的103旅）；而突向鲁西的“陈唐部队”则被尾随的国民党军一路追着走，站不住脚，差点没跟着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
七月上旬，只有战斗力最强的1纵（叶飞）和4纵（陶勇）表现比较好一些，他们迂回鲁南，攻克了费县、枣庄和峄县，但到了七月中旬，这两个纵队却在邹县和滕县碰上了硬钉子。
快速纵队是7月15日接到增援滕县的紧急命令的。
那天上午，蔡智诚他们正在县城里开会。伞兵在这一带驻扎了一个多月，东海县的麦子被国军和共军各收了一半，“武装护粮”和“保麦运动”打了个平手，这对国民政府而言已经是个不得了的成绩了。夏鼎文专员高兴得满面红光，连连表示要给伞兵弟兄们请功。
会上进行了伤亡统计，特务队三分队死了两个、伤了两个、病了一个，关键是缺了“部队上士”。蔡智诚要求上面再给他补充一位军士长，游乐智却撇了撇嘴：“补五个战斗兵好办，想要老总，门都没有”——这倒也是，在当时，少尉中尉之类的军官随手就是一大把，可合格的上士却少得可怜，象陈保国那样的老军士都是从死尸堆里淘出来的人物，补充团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后备兵员。
一帮人正在扯皮，总部的电报突然到了，命令二大队和特务队立刻赶往台儿庄集结。
7月17日，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经台儿庄北上，救援滕县。
“快纵”的队列十分壮观，战车来了、装甲车来了、十轮大卡拖着榴弹炮，天上飞机侦察、地面坦克开道，全体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杀气腾腾。
相对而言，交警总队就显得比较寒碜。他们扛着“万国牌”枪炮，有的乘日本丰田、有的赶马车、有的只能步行，跟在伞兵的后面、走得乱七八糟。
国民党交警部队是由“别动军”改编而成的治安武装，总共十八个总队（47年7月时还剩十五个）。他们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上是军统的队伍，分布在国统区的各条铁路干线上。第二交警总队负责把守陇海铁路的徐州至黄口段，总队长是张绩武（48年被俘）。
一般情况下，交警总队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兵员大约两千多人，主要装备轻武器，防守能力还不错，进攻能力比较差。但是，这个第二交警总队却与众不同——张绩武总队长原本是汤恩伯的部下（十三军少将参议），并非正宗军统出身，他对保密局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总想着要把队伍拉进正规国军的编制、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当当。因此，第二总队的规模扩充得很大、火力也比较强，除了四个大队（其他交警总队只有三个），还有直属队和炮兵支队，兵员将近六千，几乎相当于一个旅，是军统中战斗力最强的单位。
第二总队的实力再强，伞兵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交警总队的军官大多是“别动军”的骨干，所以带出来的队伍也跟游击队一样吊儿郎当。行军路上，这帮人个个敞胸露怀、满嘴脏话，枪头上挑着鸡鸭，大车上堆满了抢来的粮食和蔬菜瓜果，走到哪里折腾到哪里，打人骂人、骚扰百姓，那副德行就跟土匪似的，甚至连还乡团都不如。
军纪差，军容也差。第二交警总队的服装各不相同，军统训练班毕业的骨干穿着美式军服、装备美式武器，被称为“洋狗队”；警察学校毕业的就穿黑制服、领章上还有编号，叫做“黑狗队”；另外还有一帮属于“土狗队”，他们原本是宿县、怀远县一带的还乡团或者保安团，穿戴五花八门、武器各式各样，要不是头上有颗帽徽、胸前有个番号牌，还真看不出他们属于正规军队。
你说，这样的人马，怎么可能让“天之骄子”的伞兵瞧得上眼。
不过，伞兵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惯伞兵。
几乎所有与快速纵队打过交道的单位都对伞兵有着相同的评价：“傲慢娇气”、“少爷兵”、“花架子”……虽然不中听，确是老实话。
伞兵的训练时间很长，实战经验却不多，再加上经常接受这样那样的检阅，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洋派。伞兵乘车时，无论站着或者坐着，身体必须挺得笔直（这是飞机机舱里的待命姿态），下车走路也必须保持队列严谨，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这是为了躲避地雷）。这些日常训练的基本要求在伞兵看来是天经地义，在别人的眼里却成了装模做样。
有些举动确实属于装模做样，比如，几乎每个伞兵都在胸前插一支钢笔，而实际上，伞兵作战的时候很少需要写字，这样的做派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个“高素质的文化人”，除了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有些“装模做样”却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伞兵这样的特种部队一般不允许借住民宅，所以他们外出时都携带着美式帐篷和尼龙睡袋，而其他部队的人却不认识这些洋玩意，就指责伞兵“娇贵”，说他们“打仗的时候还带着蚊帐和被褥，不愿意吃苦”。
说起来，最容易引起矛盾的还要算是伞兵的补给。伞兵总队属于空军，物资供应是根据空军的标准发放的，外出作战的时候，由兵站部配备给养，从饼干、香烟、糖果，到猪肉、牛肉、胡萝卜罐头，林林总总一大堆，让陆军看了直眼红——这其实并不是伞兵矫情、而是美国人定下的规矩，按照美军的条例，伞兵不许在战场上就地征粮，就连饮用水都必须预先消毒、烧开、集中灌装，所有吃的喝的不仅有卫生标准、还有营养标准——其他部队没有这么多穷讲究，他们看见伞兵刷牙就觉得不顺眼，再看见美国罐头就更加不痛快，认为这帮“公子少爷”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不是来打仗的倒象是来旅游的。
在战场上，伞兵与周边部队不仅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兵种待遇之间的隔阂，所以始终无法与协同单位和睦相处。空军的呆板的条例和伞兵们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使得第三快速纵队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总是与友邻部队格格不入，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并没有与其他部队改善关系的愿望，他们觉得，保持高傲的架势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派头。
七月份，正是鲁南的雨季。通往滕县的道路泥泞不堪，第二交警总队的官兵个个都摔得跟泥猴子似的，而伞兵们却披着美式雨衣、穿着高腰皮靴，军容严整地安坐在大卡车上、对路边的叫骂声不屑一顾。
7月19日中午，快速纵队到达滕县以南三十公里的官桥镇，从这里已经可以听见北方的传来的阵阵炮声。打开电台，接收机里立刻就响起一片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