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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陆伯麟深知这种态度妨碍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条妙法。中国人买了日本货来代替西洋货，心上还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买了日本古玩当中国珍品，在伦敦和巴黎旧货店里就陈列着日本丝织的女人睡衣，上面绣条蟠龙，标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传西洋人的这种观点，才会博得西洋留学生对自己另眼相看。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学西洋象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象，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在背后曾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他就是为淘气取名“［黑旦］己”的人。
科学家郑须溪又瘦又小，可是他内心肥胖，并不枯燥。他曾在德国专攻天文学。也许受了德国文化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个“全人”，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的领土。他自信富于诗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丰富跟科学的精确调剂融会。所以他谈起天上的星来，语气宛如谈的是好莱坞里的星。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学家听他演讲电磁现象，在满场欢笑声中，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把阴阳极间的吸引说得俨然是科学方法核准的两性恋爱。他对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常发表言论，极得青年人的爱戴。最近他可不大得劲。为了学生爱国运动闹罢课的事，他写一篇文章，说自己到德国学天文的动机也是雪国耻：因为庚子之役，德国人把中国的天文仪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国人的天文学理灌输到中国来，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榜样。这桩故事在平时准会大家传诵，增加他的名声。不幸得很，自从国际联盟决议予中国以“道义上的援助”，相类的名词象“精神上的胜利”，也引起青年人的反感。郑须溪因此颇受攻击。
西装而头发剃光的是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这个机关里雇用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编辑精博的研究报告。最有名的一种、《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书刊中误字统计》，就是赵玉山定的题目。据说这题目一辈子做不完，最足以培养学术探讨的耐久精神。他常宣称：“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仑布的发现新大陆。”哥仑布是否也认为发现新大陆并不亚于发现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玉山同意。他平时沉默寡言，没有多少趣味。但他曾为李太太牺牲一头头发，所以有资格做李家的惯客。他和他的年轻太太，不很相得。这位太太喜欢热闹，神经健全得好象没有感觉似的。日常生活都要声音做背景，留声机和无线电，成天交替地开着。这已经够使赵玉山头痛。她看惯了电影，银幕上的男女每到爱情成就时接吻，海陆空中会飘来仙乐助兴。所以她坚持卧室里有时必须开无线电，不管是耶稣诞夜，电台广播的大半是赞美诗，或是国庆日的晚上，广播的是《卿云歌》。可怜她先生几乎因此害神经衰弱症。他们初到北平时，李氏夫妇曾接风请吃午饭，赵太太一见李太太，心里就讨厌她风头太健，把一切男人呼来唤去。吃完饭，大家都称赞今天菜好，归功于厨子的艺术和建侯的提调。建侯说：“诸位别先夸奖！今天有赵太太，她在大学家政系得过学位，是烹饪的权威，该请她指教批评。”赵太太放不过这个扫李太太面子的好机会，记得家政学讲义里一条原则，就有恃无恐地说：“菜的口味是好极了，只是颜色太单调些，清蒸的多，黄焖和红烧的少，不够红白调匀，在感受上起不了交响乐的那种效果。”那时候是五月中旬，可是赵太太讲话后，全席的人都私下抽口冷气。赵玉山知道他太太的话，无字不误，只没法来校勘订正。李太太笑着打趣说：“下次饭菜先送到美容院去化了装，涂脂擦粉，再请赵太太来品定。”陈侠君哈哈大笑道：“干脆借我画画的颜色盆供在饭桌上得啦。”赵太太讲错了话，又羞又气，在回家路上忽然想起李太太本人就是美容医院的产品，当时该说这句话来堵爱默的嘴：“美容院还不够，该送到美容医院去。”只恨自己见事太迟，吃了眼前亏。从此她和李太太结下深仇，不许丈夫去，丈夫偏不听话，她就冤枉他看上爱默。有一次夫妇俩又为这事吵嘴，那天玉山才理过发，她硬说他头光脸滑，要向李太太献媚去，使性子满嘴咬了口香橡皮糖吐在玉山头上。结果玉山只好剃光头发，偏是深秋天气，没有借口，他就说头发长了要多消耗头皮上的血液，减少思想效率。他没候到，把这个作为借口，就别希望再留长头发了。李太太知道他夫人为自己跟他反目，请他吃饭和喝茶的次数愈多。外面谣言纷纭，有的说他剃发是跟太太闹翻了，有的说他爱李太太灰了心，一句话，要出家做和尚。陆伯麟曾说他该把剃下来的头发数一数，也许中国书刊里的误字恰是这个数目，省得再去统计。他睁大了眼说：“伯老，你别开玩笑！发现一个错字跟发现一个新大陆同样的重要……”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象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因为地位关系，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客人往来，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他的“小朋友们”。这时大家讲的话，他接谈不来，忍着一肚子的忌妒、愤怒、鄙薄，细心观察这些“绅士”们的丑态，有机会向小朋友们淋漓尽致地刻划。忽然他认清了冷落在一边的颐谷，象是个小朋友的材料。
今天的茶会少不了傅聚卿。《麻衣相法》不可全信，但有时候相貌确能影响人的一生。譬如有深酒窝、好牙齿的女郎，自然爱对人笑；出了“快乐天使”的名气，脾气也会无形中减少暴厉。傅聚卿的眼睛，不知道由于先天还是后天的缘故，自小有斜睨的倾向。他小学里的先生老觉得这孩子眼梢瞟着，表示鄙夷不屑，又象冷眼旁观，挑老师讲书的错儿。傅聚卿的老子是本地乡绅，教师们不敢得罪他。他到十五六岁时，眼睛的效力与年俱进，给他一眼瞧见，你会立刻局促不安，提心吊胆，想适才是否做了傻事，还是瓜皮帽结子上给人挂了纸条子或西装裤子上纽扣没扣好。他有位父执，是个名士，一天对他老子说：“我每次碰见你家世兄，就想起何义门的评点，眼高于顶，其实只看到些细节，吹毛求疵。你们世兄的眼神儿颇有那种风味。”傅聚卿也不知道何义门是什么人，听说是苏州人批书的，想来是金圣叹一流人物，从此相信凭自己的面貌可以做批评家。在大学文科三年级时，指定参考书里有英国蒲伯（Pope）的诗。他读到骂《冷眼旁观报》编者爱迪生的名句，说他擅长睨视（leer）和藐视（sneer），又读到那形容“批眼”（TheCriticEye）的一节，激动得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从此他一言一动，都和眼睛的风度调和配合，写文章的语气，也好象字里行间包含着藐视。他知道全世界以英国人最为眼高于顶，而爱迪生母校牛津大学的学生眼睛更高于高帽子顶，可以傲视帝皇。他在英国住过几年，对人生一发傲睨，议论愈高不可攀；甚至你感到他的卓见高论不应当平摊桌上、低头阅读，该设法粘它在屋顶天花板上，象在罗马雪斯丁教堂里赏鉴米盖郎琪罗的名画一样，抬头仰面不怕脖子酸痛地瞻望。他在英国学会板着脸，爱理不理的表情，所以在公共集会上，在他边上坐的要是男人，陌生人会猜想是他兄弟，要是女人呢，准以为是他太太，否则他不会那样不瞅不睬的。他也抽烟斗，据他说是受过牛津或剑桥教育的特色。袁友春虽冷笑过：“别听他摆架子吹牛，算他到过英国！谁爱抽烟斗就抽！”可是心上总憎嫌傅聚卿，好象自己只能算“私吸洋烟”，而聚卿用得安南鸦片铺的招牌上响当当的字眼：“公烟”。
客人有的看表，有的问主人：“今天想还有侠君？”李太太对建侯说：“我们再等他十分钟，他老是这脾气！”假使颐谷是个多心眼的人，他就明白已到的客人和主人恰是十位，加上陈侠君是十一位，这个拖泥带水的数目，表示有一位客是临时添入的，原来没他的份儿。可是颐谷忙着想旁的事，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