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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快地离开那里。科伦让她妈妈照看孩子，这样她可以亲自来接我。当我打电话给她，让她定下时间并在车后带上棒球拍和球。
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我告诉她我已经给医生打电话了，他等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他忘记让我在发售表格上签字了。”我对科伦说。
“你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意外吗？”
“噢，当然。你把棒球拍和球放在车后了吗？”
她点点头。今天你要去小联盟运动场吗？”
我意识到，如果我告诉她我今天不想见孩子，我想做的就是在场地上打球，那么这会吓到她或者证实了她所害怕的。但是我还是告诉了她，她声音的忧虑使我再一次相信我仍然很了解她，足够能预测到她的某种反应。
“有信吗？”我问。
她摇摇头。“你想今天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为什么？”
“今天是你生日。”她说。
我这一天是在棒球场度过的。我希望见到那位商人，因为想让他告诉我当他失去控制时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事。相反我在场地中心睡了3个小时，一阵暴风雨使我醒来，我知道科伦会来接我的，所以我沿着回去的路走着。当我走到一半时，我忽然有一种愿望在今天结束前找到一份工作。一份提供健康保险的工作，以防我垮了，到了不能下床的地步，她们能有一个保障。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商储超市。我走到服务台问一个穿着打褶的裤子、扎着领带的年轻人是否他们需要扛行李的人。“我从事教学工作，正在休假，”我撒谎，“我想每周在这里工作几小时会很有趣。”
他在我面前的柜台上放了一张申请表，然后我开始疯狂地看着，尽力想找到关于讲保险利益的那一部分。
“这样，你在哪儿教书？”我听他问。这马上又触动了我。我的上帝，他要给科尔格特大学打电话。现在行政部门和人事部门的人都从暑假中回来了，我在这里做搬运工的消息会四处传开，这将会让教务主任不再推荐我了。
“嗯。”我张口结舌了——我又想撒谎，这时我记起我戴的帽子上前面写有“科尔格特足球”的字样，我死定了。
或者这样写着“红色舰队足球？”或许。如果不摘下帽子看看前面我也不敢确定，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太明显了，在大学里卡片游戏的最后阶段我想我也有过这种情况。那时我始终玩着一种愚蠢的游戏——印第安扑克。我想是这样叫——你从桌子上拿一张牌，不要看它，把它放在你的前额，让大家看你赌它是什么。我感觉腿有点麻木了。我想问那个年轻人在获得医疗利益之前有多少袋子商品要搬到停车场。他耐心地等着，我徒劳地临场发挥着。最后，我拿起那个申请表告诉他，那实际上是为我的大女儿要的。
当八月的最后的日子开始变凉时，我又有一种强烈地想回到大学校园的冲动。它感觉像一个开始、一个允诺、一个希望的开始。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晚间新闻，足球运动员正在缅因大学做赛前训练，那里我曾经教过书。我有点发烧了。第二天早晨我开车去了校园，我看见那组队员在训练，然后我走过所有的建筑物，走过每一个我上过课的教室。
当我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垂着头像一个争取冠军而被打败的人一样。科伦下楼来告诉我不会再有一个孩子了。起先我以为我听错了。而后我很奇怪，再后来我的解脱大于了我的惊奇，那以后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无论什么时候她看着我的眼睛，我都把头转开。我让她想起她母亲的故事：如何三次流产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最后她去了圣约翰教区长的修女处，让她们保佑她的孩子，那以后在六年的时间里有了五个孩子，我想让她因此笑起来。
我冲她笑，但她看起来很悲伤，我心里很有愧。我想象着她穿着睡袍，坐在冰凉的盥洗室的凳子上，而我本应该蹲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而现在却在千里之遥。我想起孩子们半夜里醒来惊讶地发现她们的母亲哭了。我想拥抱她，但感觉我不配那样做。
我告诉她我很抱歉。
“为什么你去。”她问。
开始我不明白。“哪儿？”我问。
“去大学。”她说。
我看着她，时间很长，看得出她想知道是否我会告诉她大学里有了一份工作，并且我是为此去看看的，这样她会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摇摇头——没有，然后看着她走开了。我感到迷茫，就像是刚从音乐会中出来进入到曾经有光亮的无边的黑暗之中一样。
第11章 普鲁兹隘口
我知道，对于一个虚弱的男人而言，当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四个健康的孩子和他生活在一起，没有债务，在银行里有三千多美元的结余时，即使真正的危险正向他靠近，他也不会处于战争之中或者面对任何事情，然而，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中，我都是如此的不知所措，以至于我根本无法看着科伦，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这样一幅令人迷惑的画面：科伦正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在镇上银行的柜台前上班，而我则是那里每早的第一个顾客，我等在那里，当她打开窗帘开始营业时我正好盯着那扇窗子。
全部情况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寄出了四十多封求职信，在冬天里全都陆陆续续地遭到拒绝，之后的一年，我便处于无措之中。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对我来说全是模模糊糊的，因为科伦处理了所有的事情。她为我们找到一个房子并租了下来，把孩子们送进了新的学校，每天为他们准备午饭，用她自己的钱给他们购置衣服。也就是说，她每个星期拿钱回来，让房间里塞满了别人的孩子，她像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我从未搞清楚他们的名字或同他们的父母交谈，因为我把自己隔绝在楼上的房间里，在那儿，我在枕头上打发白天的时光，当夜深人静时便下楼去搜寻食物、寄出信件。到孩子们上床的时间时，科伦会把他们送来透过关闭着的房门向我道晚安。杰克总是在黄昏左右时来。他会摩拿着我的门对我说：“爸爸？是我，杰克。”而我则觉得我已经把他遗忘了，他正对着另一个人说话，一个在他将来完全长大时要介绍给我的人。
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处境在开始时就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当冬天的某个时刻，事情变得很清楚，我将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时，这一切才明朗起来。我已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成罐成罐的拒信，其中包括两封来自爱德华和加利福利亚的公立大学，而在我境况尚佳时我对这样的学校是不屑一顾的。就在我遭到最后的拒绝前，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向我求助，他因为错过了好几班的课而无法完成自己的一项戏剧毕业计划，他的绝望使我终于睁开了双眼。他请求我帮他求求情，于是，我给院长挂了个电话。院长听了一会儿后告诉我，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改变已做出的决定。“听着，”他回答说“他也许是一个出色的人和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我们有关于修课的规定，那是极其严格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优秀演员，他们中成百上千的人正排队等着每一个角色。”
这些字眼——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被这些话击倒了，我知道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就是美国未来的写照。它们意味着我们也不需要更多的教授了，不需要更多的医生或律师了。在每条路的入口处都挤满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充满智慧和冲劲的人。有些人是从一个绝望的开始来到那儿的；他们精力充沛并如同钉子一样坚硬。有些人仅仅为了站在门外的房间而奋力拼杀。我彻底崩溃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之一是和布雷弗德就此进行了争论。我告诉他一个在少年棒球联盟工作的人过去告诉我的话，他说，总有一天，受压迫的、受屈辱的人们将尖叫着涌进快艇俱乐部、乡村俱乐部、网球俱乐部、预备学校和名牌大学里，把刀架到我们孩子们的脖子上说：“交钱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拥有好东西的时间太长了。”
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们已被宠坏了，只因为我们有为美好的事物工作的机会。“而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我说，“要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旦他们决定站出来争取他们的机会，他们就将为了早餐而吃掉你我这样的家伙。你当然记得进入医学院校的竞争，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人是为了一片面包而战斗。你总有一张安全网罩着你。对了，我记得你的老布克车后储物箱里你父亲的信用卡。如果事情变得更糟糕的话，有人会从后面把你提溜起来的。”
在关键的地方，我不再和布雷弗德说下去了。当他或别人打电话来时，科伦便告诉他们我正在打肫。
我对家庭运作的唯一贡献是上街购物，每个星期五，我都到斯卡博拉的崭新的、闪闪发光的商储中心去。这是一条长廊，里面陈列着美国最好的商品和货物，我在镶着镜子的过道里来回晃荡，就像一个一点也看不懂文字说明的移民一样。所有包装得鲜亮动人的商品都像一幅令人晕眩的蒙太奇画面，没有缝隙、光彩夺目，这使我忘记了科伦要我所购买的东西。我成为商品广告的猎物，情不自禁地以双倍的价钱买下同样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阅读着上面的说明，相信每一个字都是庄严的承诺。我根据包装来选择货物，希望这些明亮的色彩能驱走我家中的黑暗，照亮我们幸福生存的归途。在交款处，有时我会失去所有的自制力，禁不住地在收款员面前两腿发颤，慌忙逃离我的购物车。
在这段时间里，科伦没和我打任何招呼就和我以前的学生比利保持着联络。就在圣诞节后，比利的生活又出现困境，他再次进入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门诊接受治疗，他被诊断为患有临床抑郁和强迫症行为。一个月后他出了院，请求在完全康复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科伦在地下室里为他收拾了一个房间。在比利到来前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