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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跟他有联系的人的名字给了我，这些人在我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如果我在银行里干得好的话可能会雇佣我。”
当我问他，他在银行里干了多久时，他说他记不太清楚了。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又滑了下来，突然间为他感到很伤感。我想当他是个学生时，他的思维是多么敏锐，而我却没有让我的学生准备好去面对毕业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倦怠，或是面对住在像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间租的房间里所体会到的凄凉。我想到了冲洗他大脑的那些药。药片在他的唇边留下了一线白沫，我想知道如果我像比利一样精神崩溃了，我的孩子是否会注意到这些。
他告诉我当银行里的事情变得很刻薄时，他很奇怪。“我刚刚出来，买了这三件衣服。这里，让我拿给你看。”
他进了卧室花了好长时间。我想起小联盟运动场的那个商人，他的衣服不再适合他。当比利回来的时候，他穿着其中一套，拿着另外两套。“我看起来很像回事儿，是吗？”他问，“或者你能分辨出来。”
“分辨什么？”
“你知道，分辨出我是一个骗子。”他笑得很厉害，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过，看这身衣服。很潇洒，不是吗？穿上这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体面人我都像，我的礼服。当我参加银行俱乐部时，我就穿着它。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们围坐在这个花花公子的办公室里，给懒惰的人打电话。他们都是黑人，他们的生活早变成了狗屎。我们联上网，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仅仅是为了训斥一下这些人。嘿，黑鬼，你最好在卡迪拉克里弄个好的取暖器，因为那就是你今年过冬的地方！那种勾当，我们都做过。它就好像是一个大型足球赛。每个人都在尽力拿出最好的‘体裁’。甚至银行里的姑娘们也这样做。我辞职了，因为我感到脏，我不断地冲着热水澡，但仍感到不干净。我辞职了。我仅在我父亲的朋友行长那里留了个条。
他说他有东西要给我看，随即又消失在卧室中。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几块尺寸适中的石头，至少有棒球那么大。他把它们放在电视机上，排成一行。
“我的武器，”他边笑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打碎窗户。我穿上我的礼服，骑车到了行政人员住的街区，向他们的窗户扔石头。我可能已打碎五十或者六十块了。最近我又想做这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低下头，手按着电视机上那几块石头。他说：“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这事，他们一定会惊讶的。”
他坐在地板上，交叉着腿和胳膊，开始从一边向另一边打滚。
“看，”我说，“这像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比利。为什么你不跟我们在缅因住一段时间，直到……你知道，直到——”
他打断了我。“我弄到了这套帕蒂·哈斯特在圣迭戈抢劫一家银行的录像带。我从杂志上订到的。我想象她那样打仗。我开车来到豪华的住宅区，而我认为，那里是一堆垃圾。那些日子我正在上学，做着别人告诉我的事，默默无闻。这是我们的世界吗？在所有的房子里，我想那些人正在做着类似于我做的那种肮脏事，我给黑人打电话，冲着他们在电话里大叫这种肮脏事。我只想成为像汤姆·乔得那样的人，就足够了。你知道汤姆说什么，‘我不停地跑着，尽我所能超过他们所有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开车送我到火车站。我看错了时间表，所以早到了一个小时。我进了一家小商店，给我们两人买了瓶苹果汁。我想我们可以坐在太阳地里等着火车。
“听着，”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我说，“不会有什么汤姆·乔得。汤姆是斯坦贝克发明的，仅仅如此。”
他笑了。“我的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她想让我像你们那样不上圈套，但是我知道世上总有不会屈服的英雄。”
我怎么能否定这个呢？我原来就想成为一名英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英雄。我想不起来接下去我说了什么，无论我说了什么，他都不理会了，他说他不得不走了。
“我很伤心，”他说，“但是我不能和你呆在这儿了，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回家了。”
我看着他开车走了。我感觉到他已厌倦了我的陪伴，或者他很失望，发现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样，把他推回到这个社会的一条路上，而对于这个社会，他却相信他永远是个局外人。我离开那里，害怕比利会发现，我去看他是因为他父亲会提供给我什么。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被解雇时，比利是站在队伍里为我抗议管理部门的学生之一。他要求面见校长，或者是开一集会，让校长向上百个学生解释为什么我被辞退。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校长向群众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合理解释，当时比利站起来冲他喊：“这理由还不充分！”
我想大概是第二天比利的父亲打电话来谢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仿佛就是在昨天，我还在想着他会回报我的努力。我努力地压制着一种冲动，去问他是否他可以在他的软件公司给我找个位置。
我想为比利做点什么，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我决定翻一翻书箱，找一些在他是我学生时我布置给他看的书，我会在这些书中找到一些段落送去鼓励他。但是一开始，我却读着在书中每页的空白处所写的注释，那是我为讲课做的笔记。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我从未真正只是为了学习而去读这些书，我总是在这些课文中寻找一些让我在学生面前表现得更聪明的东西，在聚会中说的话。我想象着教务的妻子上床后回忆说，“噢，你知道英语系那个诙谐、有魅力的年轻人吗？”
我从厨房里找到一些垃圾袋子，检查我所有的书，分开我在里面写过东西的。但是很快我决定把所有的书都放进垃圾袋，还有十余本上课用的笔记本。
早晨借着第一缕光亮我就开车到了雅茅斯的垃圾点。我是第一个开车到那儿的人，在门外等着开门。“那是什么？”一个掌管添坑的没牙的男子问。
“一段古老的生活。”我说。
他看看我，然后指指我旁边前面座位上堆起的垃圾袋。“打开那个。”他说。我打开了，当我告诉他里面全是书时，他叫我带它们去山顶，那里矮灌木火正在闷烧。
没有把袋子整个地丢到火里，我打开每一个袋子一次扔一本书。一大堆塞尔尤贝克的目录本在灰烬里闷烧着，我把我的书扔在火里。埃米莉·迪更生和梅尔维尔一整套作品，霍桑的《红字》，《推销员之死》的我的硬皮复印本。我读着俄亥俄州那个孩子记住的那些段落。我读到了查理那个地方，威利最好朋友查理提出给他一份工作来挽救他。威利太骄傲了以致于不能接受，他告诉查理：“我有工作。”查理说：“没有报酬？没有报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记得我关于这几行字写的课堂笔记，我是怎样结束的那堂课，我告诉我的学生，这才是他们祷告著有一天能拥有的工作。这份工作他们如此热爱以致于他们会不要报酬而甘愿做的事情。我为此对自己一直很满意，但是现在我读这些话时，我看见自己是最坏的那种骗子，站在学生面前，描画着一个局外者的对生活的浪漫图画，而对这种生活我竟一无所知。
在那天的邮件里又有三封工作拒绝信。我看完它们，把它们丢在了厨房柜子上。
第10章 卖孩子
每一次我看着科伦，我就想她的衣服开始变大了。每次怀孕，她鼻梁上都会出现一道小斑点，一天早晨她躺在床上睡觉，我看见了那些小斑点的隐约轮廓，我给一家要领养孩子的夫妇打了个电话。
我用的是唐纳太利餐馆外的市内电话，我说了实情，只是对我的名字、我住的地方撒了个小谎。那个女人有一种很甜的声音。“我们非常欢迎你和你妻子来吃正餐。”她说。
吃正餐。
“等等，艾德蒙德去楼上去接电话。”她说。
他接了电话，说：“你好，我是艾德蒙德。非常高兴跟你说话。你和妻子愿意来吃午饭吗？”
“我已邀请他们来吃正餐了，亲爱的。”他妻子说。
他开始道歉。
“我可以来喝咖啡。”我说。
“噢，是的，”她说，“什么时候？”
我告诉她我将一个小时后到那。她开始给我指示她们家的方位，但是由于迫不及待，她竟无法从我出发的雅茅斯图书馆找到一条路。“这样吧，亲爱的，”她丈夫温柔地说，“你挂断电话，我来说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穿的，没有合适的衣服。我穿着拳击短裤，在卧室的高镜子前试着衣服。电话里那对夫妇友好的声音让我感到放松一些。我想第一次见面我们可能会谈到钱。某个差不多的数目，所以我把这笔钱也记入到预算中。科伦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仅是一个大家庭，并且有机会呆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直到他们开始上学。在我认识她的十年里，她从没向我要求过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梦想在我出现之前一直是适合的。我们见面时，她仍在上学。作为一个专职学生她有三份工作，这样她不会负债毕业了，因为那些债迫使她把她的青春花费在工作上，而不是生孩子。最后我穿上我的那种旧的打褶的蓝色牛仔服，决定告诉那对夫妇我一直在园子里工作。我只能坐几分钟，因为我不得不回家，完成修剪草地的活儿。
当我走出厨房，怀里抱着卡勒，科伦正坐在走廊上给内尔梳头发。我告诉她我要去城里给收割机加油。“我要带卡勒去兜风。”
“那好啊，”科伦说，“亲亲我们，再见吧！”
我弯腰亲亲她们两个。
“噢，等等，”科伦说：“亲爱的，你脸上弄了些什么？你不能这样跟爸爸出去，看起来像个挖泥坑的”。
我告诉她没关系，但是她还是进了屋拿来一条湿毛巾。她擦着卡勒的脸，梳理着她的头发。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来会有一天，可能一个月、一年或者五年之后，我能告诉科伦，我是多么伤痛地看着她把卡勒打扮得漂漂亮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