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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一直是这样，但是到你们这一代就消失了。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对年轻人来说生活变得更艰难了。每天在我工作的生意圈里，我都能看到。或许我想让比利只是有一份工作，而不是尽力让他做些与众不同的、非凡的事情。我知道他在你的课上开始写诗，即使大部分我都不懂，但我想它是好的。但是我猜测我从没有想到他对于那种生活也是很艰难。”
我坐上了另一辆汽车，这个车里有电影。没有人在说话或是看窗外。我们都把头靠在后面椅上的纸垫巾上，直直地向前看，我们完全被屏幕上的画面吸引住了。忽然我想起我父亲把第一台电视搬回家的那一天。那是1956年，沿街的其它父亲们也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电视放在一个大的、笨重的木制橱柜里，这个柜子还是汤姆·莫衷的父亲帮着我父亲搬进卧室的呢。多么精彩，那个有光、有声音的盒子，如此不可思议，如此漂亮。我们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相同的，每个起居室的家俱都摆放面向壁炉，直到电视进来了，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转到了它的方向。
在波士顿，我坐上了火车，大半旅途我都在想着比利。我记得他是怎样说服学校食堂把午饭后的剩菜给他，他要送给锡拉丘兹市避难所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他把食物送到避难所的时候，饭已经冰凉了，他很沮丧。所以他又找到一家快餐店，愿意捐赠一万个有盖的泡沫塑料盘子。
我离比利越近，我越确信他父亲和我之间没有说道的就是我助长了他对社会的不满。我是一个教授，鼓励他写诗。他在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来找我，想要一些书在夏天读。火车向康涅狄塔行进，我在想这些书。瑞尔克，迪克森，思台百克，威特曼写的。书的内容像地狱般的压抑，这一定使他的世界和他父亲的世界之间产生了隔阂。在去新海文的路上，我把这个想得很清楚，我起初在脑海里勾勒了一幅画——在那儿我把恢复好的比利交给他充满感激的父母，一个完全恢复的比利，他又开始信仰一切为了生活而必须信仰的事情了。——而这个目标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我没想到他看上去有那么苍白和瘦削。他穿着牛仔裤，双膝都磨破了，上身是一件白色衬衣，我想这可能是他去银行工作时所穿的衣服。我握着他的手，讲述了火车进站时所发生的事，想尽力逗他笑。我一直站在两辆车中间的地方，后面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正尽可能靠近她所能够到的车门。我们都在等门开，所以我冲她说声“你好！”她转过身，用一种异样的表情看着我，那种表情是专为遇到杀人犯准备的。然后门开了，那股强大的风把她的裙子吹起来一直高过头顶，这样突然间她站在我旁边，只穿着胸罩和内裤。“我什么都看见了，”我对他说，“她看起来像郁金香。我几乎要伸手帮她把裙子拉下来。”
比利笑了，但你能看出他心不在焉。“当我们最不经心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不是吗？”他说。
我们走到他停车的地方。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药店，这样他可以重新填一下处方。
药剂师叫着他的名字，把五瓶药盒放在柜台上，并以一种担心的神情看着我。当比利在用一双廉价金框的假珠宝放大镜费力地读着小字的时候，那位药剂师检查了所有的用药说明。比利告诉我这个放大镜是在医院的礼品店里买的，因为他服的药已经使他失去了视力。
这些用药说明是如此令人迷惑，我知道如果他不明白药剂师的意思的话，我也帮不了他，所以我要了那些小瓶子，这是老人们用来帮助他们每日服药用的。
比利用胳膊把所有的瓶子都扫进了他的口袋。“这是找你的零钱。”药剂师叫他，但他走开了，他向我解释他不能夏天口袋里揣着零钱，因为那会使他想起他父亲是如何把零钱弄得叮叮作响以显示他的家长威风。
我拿他的眼镜取笑他。“弄一件羊毛衫，然后把一条小链子挂在你眼镜上再套到脖子上，你或许可以得到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我原来的视力是多么好啊。”他严肃地说。
在他的房子里，挂在墙上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一张从半空拍摄的林中小湖的照片。“你认出这个地方了吗？”他问我，当我说没有时，他说那是沃尔顿湖。
“汉克把他的小屋建在池子的什么地方？”
“汉克？”
“亨利·汉。”
“我不知道。”
“我喜欢那本书，”他说，“你向我们描述他的生活方式，很有意义。”
我穿过屋子看他。他正斜靠在前门上好像他正等着一个敌人的袭击。
“看，”我说，“许多关于梭罗的作品我事实上都不知道。当我上大学时，我甚至都没读过《沃尔顿湖》。”
我等着他的反应，但是他绕过了。“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愤怒的葡萄》，它使我震惊，你知道——如果你读了那本书以后，仍然相信商业和资本主义没有压榨出人民的骨头来的话，那你最好再读一遍。”
他突然看看我，好像他刚刚记起屋里除了他之外还有我。
“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时间，你可以睡我床上。我喜欢睡沙发。”
“我喜欢睡沙发。”我对他说。
“好吧，那你睡沙发。”他说。
他对了一下表，告诉我十分钟后他要打开电视。
“我知道你讨厌电视。”他说。
“为什么你那样说？”
“你总是在课上敲打电视。”
我感到恐慌，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听着，比利，”我说，“你必须忘记当我是你老师时我说过的任何话。”
他没理会，把电视播到下午谈心的一个栏目。“我一直在看这个节目，”他微笑地告诉我广播室里那些中年妇女又和那些处男结合了。在一个广告中他告诉我在精神病房里他的例行程序。“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他们给我们读报纸，然后我们玩一些小游戏。在小卡片上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小鸡的右胸和左胸，哪个更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左胸，我对了。”
气温升到了90度，比利拥有的唯一风扇是他在小卖摊上发现的，价值50美分。它丧失了其它的所有的功能，只剩下高速档，当打开它时，它就像飞机的螺旋桨一样吼叫着，把报纸吹得满屋都是。我们做了个安排：我们谈了十分钟，然后让风扇转十分钟清新一下空气。为了压过风扇的声音，我高声建议我们去打网球，他看起来似乎根本没在意那声音。他点点头，我们开始寻找他的网球拍和运动鞋，大约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已大汗淋漓，这时我们准备出去了，进入阳光地带，我们走到公园，网球场地一进入视野，他就说他太累，不想玩了。
当他睡觉的时候，我四处转转看看他的东西。地板上放着从一台样子昂贵的望远镜上散下的零件。小盒子里四个硬币，像是银行里用来发送新支票的。他书架上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在科尔格特大学他选修的文学课上我布置过的一本书。我打开他的《愤怒的葡萄》的复印本，还有一张照片：帕蒂·哈斯特带着战争的疲倦，挥舞着一支机关枪倒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们在城里散完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把《沃尔顿湖》读给他听。他头向后仰，闭着眼睛。我读给他听，就像在家里给我的孩子读一样。像他们一样，他也睡觉了，尽管天还早。我出外呆了一会儿，听着远处的鼓声。不是乐队里的那种鼓声，而是慢慢滚动着的鼓声，像是送葬队的那种。它令我打了个冷战。我不想在这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再呆一个晚上了。我想我很容易就能把他的东西打成包裹塞进车内，然后开车带他回到缅因州的家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睡觉了，我的头冲着风扇的风叶。
第二天日出时，鼓手们在市中心的绿草坪上集合，进行又一天的训练。我在库珀陆农场买份报纸，排队站在其中一位士兵旁边，一个矮个子慌慌张张地带回一箱可乐，给他并肩的同伴们喝。他皮肤苍白又发黄，苍白得几乎透明，他头发直立在头顶之上，侧面修剪到耳朵边，他面无表情，脚上穿着一双有光泽的黑皮鞋；一条宽的黑革带子上面有一个钩子用来钩住鼓，另一个钩子用来钩金属壶，金属壶上有两个孔，用来别鼓槌。那副高度近视镜使他的服饰看起来十分不自信。当我走回绿草地时，我注视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否精神崩溃的人都会像这样装束，他们小小的、失去了的魂灵。他们从远处某个邮局订购了这身鼓手的装束，这样他们可以属于一个小组织，周末在市广场或沿着康涅狄塔海岸线的村庄的绿草地上排队行走。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比利在沙发上脸朝上睡着了，偶而在他药物睡眠中伸出手，仿佛他要游到天花板上去。
“芥茉？”当我唤醒他时他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不。城里绿草坪上有集会。”我说。
后来我们走到了足球场，那儿有一些中年的说西班牙语的人在踢足球。比利告诉我说，在医院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病人不得不离开医院，因为他们所配给的保险费或补助已经用光了；一个女人不得不被人抬起来，尖叫着：“我不能去水果店，我会迷路的！”
我等着他告诉我更多的事，或者说说他遇到了某位漂亮的年轻小姐，但是他只是停在那里，茫然地看着足球。
经过一场剧烈的暴风雨般的敲打之后，砰砰的鼓声终于在子夜时停止了。在比利睡觉之前，他告诉我，他父母正在考虑离婚。他为此责备自己声称他们之间一直没有麻烦，直到他那年夏天搬回家。
他忧伤地说：“我好像是卡夫卡写的那个故事里的男孩子，他变成了一个臭虫，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家人最后全都憎恨他。我妈妈总是不断地给我屋子里拿东西吃。我父亲则把那些跟他有联系的人的名字给了我，这些人在我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如果我在银行里干得好的话可能会雇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