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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营养品。我想，如果这里的一位女士领着我们沿着人行道走过橡树街，像是一队二年级的学生从学校出来开始一次野游，走上国会大街来到波特兰的交响乐大厅听一听马勒的第三乐章，那该多么美好。
好几天，我都拿着扫索贝洛的小说《赫尔佐格》，这样我感觉会比队伍中的其它人好一些，带点漫不经心。但是当我排队等候时，我在书的前后封皮里面都写好了预算。站在那里，我写到了明年，写到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为止。写出来，就觉得好一些，仿佛钱没有被乱花掉。
我们的预算将会保护我们免于任何萦绕在失业的穷人身上的荒诞的想法。在拥挤的职业办公室里，在荧光灯下，我尽力消失在数字中。夏天的食物费：400美元，牙医费：250美元，电话费：50美元，汽车保险费：240美元，电费：80美元，汽车修理费：1318美元。到夏天结束，还剩下4700美元。我的目标是在低于4000美元之前找到工作，这样才可以留点底子。
一天，在择业办公室，我离开队伍去上厕所。当我打开门时，有一个小越南人站在洗涤漕旁，他正在向图坡金属容器池里冲热水，那里面满是恶心的、凝固的肉汁，上面还粘有大块肉，看到它我都要呕吐了。但那个人回过头，冲我笑笑，微微弯了下腰说：“热的好一些。很热。”它使我猛然体会到一些人是多么努力工作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国家生存，他们的精神顽强地建立在清贫的环境之上。为什么我不能为科伦和我的孩子那样去做呢？为什么我是一个在事情顺利时才感到幸福的人呢？
直到收到普林斯顿来的一封信，告诉我，我不在他们邀请去面试工作的候选人之列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此刻，读信的时刻，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去波特兰街找一份餐馆里侍候进餐收取小费的工作，或是在一家书店里工作。它太简单了，确实：当你被宠坏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你有一个机会在一个能提供给你舒适和刺激的有意义职业里努力工作的时候，当这个机会拒绝给那些居留区的人们以及我这代人中被送到越南打仗的那些人，——那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让命运顺其自然。我想到我们把钱和保障金花完，为了看看是否我能被命运援救，如果不能，是否我有勇气面对这个挑战。
一天晚上，孩子睡着以后，科伦把我叫到浴室，她躺在浴缸里。“洗澡太美了，”她感叹起来，“这是我喜欢做的第二件事。”
我在浴缸边蹲下对她说：“我给你洗背。”
她说：“我知道没有天堂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有，如果那里不能洗澡、不能做爱，那么天堂还是无法和人间生活相比。”
我一只手把她的头发捧起来，用另一只手给她洗背。
出乎意外，她告诉我她一直在想我们曾经认识的一个女人，她不能使孩子长成形。“当艾化·欧·康纳好几次流产的时候，我曾经跟她哥哥说我愿意替她生个孩子。我想我们能和她们住得近点儿，这样我可以从远处看着孩子。我总是想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怀孕，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怀孕，生产也很容易。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呆在产房里，像一些人做的那样。如果她有坏的口味或是一些麻木的习惯，那就使我麻烦了。我知道那很愚蠢，但是想象着孩子在一间屋子里长大，窗户上挂着泡沫窗帘……”
我希望她接下来告诉我，为什么她考虑这个事情，但是她没说，我也没问。
“想要孩子的人，”她说，“你在报上读过这样的广告吗？你能想象她们有多绝望吗？我都替她们感到遗憾。”
“你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会放弃生孩子的人。”我对她说，等着她的反驳。
“你认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将不能有保障地养大我们孩子的时候要到了吗？”她问。
我告诉她不用担心。
“但是我担心，”她说，“我倒不担心短期内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总会有办法度过难关的。但有时我想到将来，我们孙子的将来，他们的孩子，这就使我感到恐惧。”
她以前从未这样说话，我斜靠着浴缸，脸贴到她的背上，想去安慰她。“我们怎么了？”她问，“你和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因为如果有，我就会被赶走，唐·J·史奈德。如果你离开我们，你就会犯一个大错误。”
“你要说什么？”我说。
她看看我，摇了摇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
她不再听了。“不要像一些男人那样开始想，如果你再找个人，一切都会更好。”
“我不会的。”我说。
“好。如果你做了，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你也不要来看我们，给孩子买好东西。我会带她们走得远远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是我能忍受的唯一方式。”
我看着她的眼睛，“好吧。”我说。
几天后，我最喜欢的一位学生的父亲意外地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儿子精神崩溃了。在他信里他说他想尽快见我，信里还有他的电话号码，他要我给他打电话。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他在计算机软件上发了一笔小财，他的儿子在我认识的那三年里想成为一名诗人。
那天晚上，科伦正在卧室里给孩子们穿衣服，我走上楼把信给她看。我进去时，她抬起头看我，她说：“我最喜欢夏天的夜晚，晚上洗澡后的孩子们看起来那么漂亮。”
对于她来说，衡量世界的美的标准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孩子。使我吃惊的是，当她的世界已经偏离这个中心的时候，她仍在漫不经心地欣赏这种美。她没有跟我提任何怀孕的事，除了为一个不能生育的人怀一个孩子外。她在花园里斜靠在铁锹上的样子，我所有的也仅是直觉。但是这种直觉太强烈了，我开始每天把报纸丢在厨房桌子上，翻到分类部分，在那里没有孩子的夫妇在领养的标题下会做点儿善事。他们在那个小空格里填满了表明他们声望的话：信仰基督的夫妇有一个大房子和庭院，积极的、有爱心的、物质上有保证的夫妇。夫妇生活在乡村俱乐部广场。职业基督教夫妇。稳定婚姻的夫妇。这些人明白不想要孩子的人们周围的经济、财政细节，这些在交易中都很含糊。在每一个广告中你都能听到同样的诚诺：“我有钱去提供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医疗护理以及上大学。”
每一次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广告，我都想知道这些没有自己孩子的夫妇要为孩子花多少钱。现在科伦抱着卡勒，看着我学生的父亲写来的信，我在想命运也许正在干涉；我正在考虑让科伦在孩子还没有成形前放弃这个孩子时，这位有钱的父亲向我求助。铁轮正在沿着轨道滚动。
我在那天晚上夜深的时候，给他打了电话，听见电话里他焦虑的声音，我想象着他站在波士顿城外某个林郊的一套美丽的大房子里。或许他是在秋日周末的一个狩猎俱乐部里，房子里有张桌子，他坐在那里给科尔格特学校开了张支票，或许他也会为我写一张，或许他会对我很感激，给我在他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我很高兴跟你儿子说话，但是当然我们事前需要说好什么。我意思是——”
“不，不。不必解释……5000美元满意吗？”
“当然。”事实上，那足够一个新生的孩子的医费用。
他问我是否我有时间第二天见面。“我在波士顿北部，一小时的路程。”他说。
“我能明天见你。”我告诉他。
“什么时间？”
“明天一天我都有空。”我说。我想后天、大后天……我天天都有空。
终于我们见面了，比利的父亲是一位谦逊的爱尔兰人，头顶上精心梳着几缕黑发。他带着一张比利的照片。实际上是一张家庭照，母亲、父亲和四个孩子站在一棵圣诞树前。我认识的比利上学时总是带着他的滑板，穿着古怪的不相称的破布衣服，那衣服也仅仅在胳膊、腿的开口处是和常规衣服一样。
我认识他时，他是一个理性的、幸福的孩子，他周末总是忙于郊游，骑着登山自行车或是越野滑雪板。这张照片的神情是一种强烈的仇视，好像在尽力让看照片的人知道他是被俘的、违背意愿的。
在他父亲跟我交谈的第一个小时里，有三、四次他告诉我，如果我有空去看一下比利，这将对比利的母亲意味着很多。他病了以后，她抽查过他的卧室柜子，找到了他给我写的但没有寄出的信。从他父亲对她的描述中，我有一种印象，她自己也近乎于崩溃了。
“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他父亲说，“他母亲责备自己，尽管是我促使他在城里的一家银行里工作。他似乎也不介意，除了埋怨衣服尺码外。他打电话要了夹克和一件男子礼眼。”
当他说道这时，他笑了，而后笑容又消失了，眼睛里有一种恍惚的神情。“他在那儿工作了六周，然后就不干了。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他只是躺在长沙发上，除了去洗浴室，再没起来。医生不再用精神崩溃这个词，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在耶鲁带比利去过医院，他告诉我比利的状况十分像精神崩溃。
我们沿着沙滩旁一条美丽的小道走，他看上去似乎想一直说下去。我有一种印象：他是那种一辈子都保持沉默的人，直到麻烦事来了。他给我讲他的童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周围都是蓝领人，那时人们看起来总是非常高兴。父亲努力工作，但是他们能够提供得起一套房子，他们中许多人最后都送他们的孩子读完了大学。“现在都变了，”他忧伤地说，“我不是要责备你们这一代人——哎，我也不比你们老许多。但是你们这一代所失去的就是过去人们彼此间互相帮助的精神。年轻人经历的是非正式的学徒关系。你知道人到三十八、九岁时会花时间为更年轻的一代指出一条路。没有什么新内容，从中世纪起就一直是这样，但是到你们这一代就消失了。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对年轻人来说生活变得更艰难了。每天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