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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金属重物，另一端被接在窗户框上。“我从未想过会是这样。”她欢呼到。我指出固定装置是由硬铜制成的，就像是优质轮船上的接头配件，并且接口是手工完成的。我站在那儿望着她，同时想象着，在这种麻烦出现之前，她将会感到多么的安全。突然，在我的眼睛中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儿，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个女儿。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她们，或者是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她。当我离开时，她正站在下午的阳光里，手中拿着一把锤子。
第01章 失业
当我被解雇的消息在校园传播出去后，一天早晨，有个学生在课后来找我，并给我讲了事情的状况。他是一个聪明的小伙，而且招人喜欢。他说他首先感到难过，然后跟我讲明了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先生，但愿天下可爱的人们不再失业。”他说道，晃着他的头。
我驳回了这个说法。事情对于我来说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是那么地顺利，以致于我无法理解我和他之间有着分歧。分歧点在于你如何想象你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然而它实际上又是个什么样子。我全身心地去和别人握手，做出承诺，并且在适当的人们面前微笑，从而取得人们的喜爱，得以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不再坠落。结果我成了一个已经忘记自己是多么走运的人。
那是1992年早春三月，我41岁，已婚，有着3个7岁以下的孩子，而且第四个孩子将要在6月出生。我们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城市里，房子很大，我们的生活优裕而不紧张。在那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做到不负债。
这是那种极其安全和享有特权的生活。自从我离开缅因州的班格尔，告别我儿童时代的肮脏破烂的房子时，我就知道。那时我依靠一份足球奖学金到一个有名的私立大学求学。后来，我又依靠一份更丰厚的特别地位奖学金上了研究生。对此，我甚至并不感到激动。我是在路上行进，留在身后的是我的叔叔、祖父和堂兄弟。他们一生都是传统式的美国穷光蛋工人，薪水很低，没有雄心壮志，星期六晚上呆在劳伦斯·韦尔克酒吧，一年休息两个星期。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们，但是他们哪都去不了。一旦我的年龄大得足以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时，我就开始努力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加足马力，从而逃离他们，就像一个人逃离一场火灾。
我从不回头。我由一个充满希望的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甚至当我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以后，我仍然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有时我去参加工作面试，仅仅是为了有机会来看我对于一个陌生人会有怎样的价值，并听他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了不起。为了获得科尔格特大学英语系的一份工作，我曾辞退了一份在缅因州大学的好工作，尽管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后者的薪水比我退休的两个叔叔的总收入还要多。那时候电视上还播放着一个傻乎乎的商业广告：一个英俊的爱尔兰男子快速跑过一块梦幻般的绿地，笑得像个政治家，因为他对自己的新型除臭香皂感到高兴。这可能是在科尔格特大学校园中拍摄的。当我们在1989年8月下旬抵达时，这里的草坪和运动场像爱尔兰似的青葱茂盛。我的学生亲切地将这个地方称作“科尔格特营地”或者“科尔格特乡村俱乐部”，并且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在众多的学校中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这所大学拥有滑雪斜坡，我可以从我的办公室看到它；是因为这里有墙球运动场和美丽的室内网球场；或者是因为这里有可赢得奖金的18洞的高尔夫球道以及飞耙射击场，后者仅离学校一小段自行车的路程；或者因为这个大学在美国学术界排名在法学院中的前20位；或者因为根据每平均人口的饮酒消耗量，科尔格特被赞为是全国最好的舞会学校。
我自己选择科尔格特大学的原因不是特别显著：它可能不是一个长青藤联盟学校，但是它正好和长青藤学校相濒；临，在那一墙相隔的外面可能有着另一份好工作；同时那儿也有一长串的优惠条件：我可以支配几千美元，让图书馆为我定购我所想要的书籍；我们可以回到沙拉奈克湖，作为一个家庭在那里度过周末，并且叫人为我们准备饭菜；我可以利用一个低利息的贷款，在城市中购买一所房子，离校园仅有几个路口的距离；我还可以得到夏季教学项目约三千美元的经费，如果需要的话，还配给我已经付薪的学生助教；这里有慷慨大方的健康、牙齿和生命保障计划；这里有一个庞大的退休养老金计划，它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增大；对于我妻子来说，可以免费进行她的硕士教育；对于我的四个孩子来说，可以去上美国的任何大学；我在校园书店内买书可以打折扣；这里有一个新的麦金托什计算机系统；在三年教学之后，我可以得到周期性的休假，工资照付不误；而且更重要的是时间，在圣诞节有5个星期的寒假，在开春时有十天的休息，暑假有三个月，这加起来大约是18个星期，如果再加上每个星期的两个非工作日，又是额外的10个星期的休息。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梦。我的全部教学任务是头一学期在教室工作9个小时，第二学期是6个小时。而且在这个城市中从未有过野蛮的犯罪。我们买了一幢6室的房子，离校园只有几个路口，周围绿树成荫，还有一所小学。非学术住宅区的人们一般很少有人挣得超过最低标准的薪水，与之相反，我的教师薪水使得我们能够像贵族一样地生活，而且科伦能够实现她长期以来的愿望，那就是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留在家中。
第一个冬天的十二月时节，每天都在下雪，只有两天例外，校园变成了一块乐园。我们让孩子们坐上雪橇，拉着他们进了城，并且带着他们一起滑雪。科伦教他们学习如何在雪地里堆雪人。一次，当我从劳伦斯大楼三层的会议室向窗外望时刚好看见我的整个家庭在楼下共同完成一个巨型雪人的堆积，这使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我深深地记住了那些夜晚，它们是那么的冰冷、美丽和晴朗，以致于科伦和我经常站在户外仰望天上的星星，然后才去上床睡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唯一紧张事件是由于我妻子的诚实而引起的。作为一个真正的缅因州的妇女，她觉得不需要努力或者给别人留下印象。一天早晨，我在教师休息室和系里的女权主义者闲聊。此时，科伦带着孩子来了。干是她们开始谈话。然而当我的一个同事说起她如何在生完孩子后必须立刻返回工作，因为她并不想将她的全天用于在家中换孩子的尿布时，科伦冷淡地说道在最糟的日子里，她可能有10个尿布，每个尿布的换洗不超过一分半钟。女权主义者们看着她，好像她是异常或离奇的人。后来，当我们俩人单独在一起时，我提醒科伦，也许有一天，为了获得一个更好学校的一份更好的工作，我会需要这些妇女来写推荐信。
当时关于我工作的最美好的部分是我的学生。他们是那么地令人愉快、讨人喜欢，以致于我承担了额外的工作，我比系里任何其它的教师带了更多的辅导生，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吃晚饭或者看电影；并且在教授文学课程时，我使用了排山倒海般的激情，这使得我的课成了校园最流行的课程。其实，这并不难做。因为这些日子里，学生们是非常勤奋，即使大多数教授讲授单调愚蠢的文学理论时，他们的学生也会认真听讲而不睡觉。我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我被学生荣誉社团每年提名为“年度教授”，他们给我寄来贺信，高度称赞了我为学生们将文学赋予了生命。
1992年3月，这是我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在这一天我又收到了类似的一封贺信。然而，同样是在这天，院长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通知我说我被解雇了。
作为解雇的补偿，学校允诺给我的条件是优厚到极点了：我将被允许来完成我第三年所剩下来的课程，并且如果我愿意担任讨论俱乐部的指导老师的话，我可以在第四年返校，工资上升一级，得到全部的福利待遇，以及额外的三千美元的俸禄。同时，院长将推荐我到其它大学，公文信上会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英语系的终身教授已经高度饱和。
我在13岁时获得第一份工作，采摘蔬菜。从那时往后，在我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我从未被人解雇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学校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错选了人。他们不知道科伦刚刚为家里做了窗帘，油刷了孩子们的房间，并且为了用钢管来替换生锈的铁管、拆除石棉基底，我们刚好用完了存折上的最后9千美元。他们一定选错了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孩子将要出生，而且我的父亲患有脑瘤，这将夺去他的生命。
我坐在我们的后院，反复读了几遍那封信，而后步行前往学校。我爬过了小山，来到师资院长办公室，然后等在那里，直到他能够接待我。当时我有足够的自信——可能是一种高傲或者是长期的成功历史——认为我将能够把事情处理好。我将说出完美的事情，或者告诉他我全部的成就。我将给他留下最佳的印象，于是那个决定将被取消，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望着秘书回着电话，并且敲打着他们的计算机。好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将十分平静地向院长解释：我是英语系中唯一一个带新生讨论课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每学期讲解高级公共教育课程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自愿讲解多个部分必修的调查课程的教授，并且没有哪个老师所单独辅导的学生比我多，没有哪个老师发起的独立研究比我多。院长并不知道我本人，所以我需要让他知道我是谁。我曾经出版过三本书，有着优异的研究生院记录，并且在我的档案中有着那么多高度赞扬我的信件。我所能做的是再施加点压力。
他很谦和，也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