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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过“三艘希腊潜艇商店”，把车停在圣保罗教堂前。一阵凉风带着一股潮湿的水汽拂面而去。离教堂十个街区远的地方有几家沿街的店铺，招牌全是用手书的西班牙字母写成；这边的教堂是哥特式的，只不过它的尖顶已经被弄歪了，显得摇摇欲坠。我能看见老小姐们穿着不成形状的外衣，戴着方头巾，推着空空的购物小车，这些起码有十年历史的美国推车早已是锈迹斑斑。这是一块勤勉的但是被马萨诸塞无尽头的衰退弄得疲惫不堪的地方，周围是充满敌意的邻居，背靠着海湾无路可去。它坚持下来只是因为它的根基深厚。而自己制造暴力事件则一定会彻底地毁坏这份根基。
凯茜护士正在“希腊潜艇”里等着我。叼了一支烟，读着一本罗伯特·弗雷斯特的平装本诗歌集。她没有再穿绿色的医院制服，却换成了一身斜纹粗布牛仔服，看起来就像一个卡车女司机。
“我不得不先去看望我的母亲和父亲。”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直到确信他们已吃完了晚饭。”
“你和父母住在一块儿？”
“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自己过活。坦白地说，他们大老了，快走不动了。”
她在金色烟灰缸里捻熄了香烟看着我。这地方很热，有股子发酵粉味。我的雨衣顺着肩头滑了下去。
“那么，凯茜，”我用愉快的声音说，心想我最好是能够在我们之间确立某种和睦的关系，“是什么东西使你喜欢上做心脏病护士这一行的呢？”
“是紧张。你的行色匆匆。你必须快速作出决断，比如有人心室心动过速，你就必须决定是否要给它们一个心前区的捶击。”
她在炫耀。罗伯特·弗雷斯特的书是这炫耀的一部分。她是在试图说明她是个聪明的有感情的人，是替人们修饰内心的人。现在她又给了我一个夸张的表情。狡诈的。毫不退避的。敌意的。
“克莱诺·依贝哈特是一个好的心脏病护士吗？”
“非常优秀。”她缓缓地点头，“她能够承受压力。她喜欢肾上腺素的高速分泌。对病人很好，能够提供最好的照顾。她爱和医生们争论。”
“关于什么？”
“药物处理。或别的任何方面。如果她认为病人拿到的是他不需要的药。我们比医生对病了解得更多。”
“她同依贝哈特大夫争论过吗？”
“为什么她要同他争论？他带她到加利福尼亚去了。”
“这是她结婚的原因？”
“我不知道。”凯茜护士笑了起来，“这似乎对于我倒会是个很好的效果。想吃点什么吗？”
唐纳多是对的。在爱尔兰人居住区吃希腊人做的波士顿意大利炸肉团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经历。这里有一些特别的方法，比如要把果子面包浸泡在红色调味汁里使之松软成海绵状；有些事情则令人兴奋。当炸肉团掉在纸盘子里的时候你怎么捉也捉不起来，迫得你只好带着下巴上流淌着的桔红色油脂，跑到柜台上去取叉子，会有二十张餐巾纸胶粘在你的手指上。我发誓一定要带一个团子上飞机。在下次组里会餐时强迫唐纳多吃下去。
“我父母的房子就在那边的街角上。”凯茜坐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纸杯的黑咖啡和另一份薄姜饼。“克莱诺的家人仍住在离此两栋房子远的地方。”
“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说是最好的，她天生就和啦啦队长、和那些雀斑还有逗人喜爱的身段连在一起，而我天生就是个肥婆。很明显。不过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很多。我们都生长在爱尔兰环境中。受压迫的爱尔兰人。我甚至上过一门饮酒社会学课程——我可以和你深入探讨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她说话的时候怀有一股强烈的冷讽意味。
“好的。”
但她自己已左顾而言他了。“克莱诺和我都是家里第一个上专科学校的。护士学校。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可以去读医学院。”
“但是她摆脱了。”
凯茜深深地吸了口烟：“她摆脱了。”
“于是你恨她的见鬼的勇气。”
“我不恨他妈的勇气。”她说：“我希望她在西海岸得到好运。”
“我是否告诉过你阮德尔·依贝哈特被指控越权给病人开麻醉剂？”
凯茜回答得很干脆，想都未想：“我不会相信！”
“不？”
“不。阮德尔是好家伙。”
“你不认为在加利福尼亚他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生活在快节奏当中？”
“阮德尔是这种类型的人，他对自己非常地满意。为什么他要改变？除非是金钱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某些不可预见的因素。或者有人陷害他。”
“也许发生变化的是克莱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也许她想要快节奏的生活。”
“在生活之外，克莱诺·依贝哈特想要的是一个好的地位。”在她自己觉察到而停下来之前，这句话已经溜出了口，“在高等学校里她是第一个失去童贞的。”
我点点头，总算回敬了一个讥笑：“总会有那么一个。”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荡妇。她有一个男朋友，沃伦·思佩卡。他现在也移居到西海岸去了。”
“在洛杉矶？”
“离那儿很近。邻居的女孩子们带她去参加告别聚会时，我们给了她沃伦·思佩卡的电话号码是在——温尼斯，加利福尼亚？”
“对”
“我把它写在一张处方笺上，‘解决相思病的处方——打电话给沃伦·思佩卡’，她兴奋得要命，连脸都胀得通红。”
“她仍对沃伦有性欲？”
“噢，这我可不知道。高等学校之后他们就没再保持联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沃伦在哪里。他好像是遇到些麻烦，”——这时她好像从叙述中醒悟过来找到了自己——“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不管怎样，是我母亲和他母亲聊天才证实他成了电器承包商，是在一个叫温尼斯的地方，加利福尼亚。我把这些看作一个玩笑——克莱诺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唯一一个人竟是她在高等学校的男朋友。当然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强迫自己做出一个笑容，然后确认自己搞清楚了沃伦·思佩卡名字的正确拼写。我们把纸盘和餐巾纸都捏成团，连同吃光了的食品罐头听一块扔进了垃圾堆。我把唐纳多的炸肉团子用包装蜡纸袋和铝箔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我感谢了护士凯茜提供的帮助后就朝门口走去。如果我现在就走，也许来得及赶上最后一班飞机。
“加利福尼亚的天气怎么样？”当我们迎面夜空时她问我。
“棒极了，在十二月份你都可以只穿一件T恤衫。你想去那边吗？”
我递给她一张我的名片。她拿过去仔细审视一会儿，似乎很有兴趣。
“谁知道。”她收起了名片，看着我，第一次以不设防的方式。“我对自己许诺，明年我将搬到我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在昆西。”
我注意到，暴力事件总是发生得很快，比他们在电影里所演的要快得多，比在你的想象里你所认为的也要快得多。
离开护士凯茜以后，在古兴大街我遇上一个红灯。我的头低下去了一秒钟，在地图上想找出一条去机场最快的路。这时，从背后传来一股巨大的震动力，如果没有安全带把我缚住，我几乎就要整个儿摔到方向盘上。同时，旁边的乘客座位的车窗“哗”地一声碎了，一块砖头重重地敲在我的肩上，我的手臂顿时麻木了。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从碎玻璃中飞快地伸进来，一把从乘客坐应上抓起了我的手提包。
“住手！”一声女人的尖叫声。而他和手提包早已一起缩了回去。
我手里握着武器下了车，而撞击我的新型奥德车已在黑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能记下它的车牌。像其他所有受害者一样，我站在十字路口一阵晕眩，伸屈着我刺痛的右手。我脱下雨衣，抖落了玻璃碎片，又从头发捡出一些来。有两辆车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开走了。他们对此漠不关心。我的联邦ID和飞机票都放在车尾行礼箱那个蓝色帆布公文包里，还要感谢上帝的是他们没有拿走唐纳多的炸肉团子。
我回到车子里，把砖头扔到后座上，我像一条狗一样颤抖个不停。剧痛拉紧了我肩上的肌肉甚至有点儿痉挛，背部也感觉到不舒服。我挂上了车档，一面郑重地发着誓言。
当冷风从破窗子倒灌进来时，它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稳定前冲，任何红灯或行人都不能让我停下来，精神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让我离开这个他妈的令人压抑的鬼地方，赶快搭上一班前往洛杉矶的飞机。我知道，克莱诺·依贝哈特离开萨文希尔时，一定也想同样的事情。
四十分钟以后，当我跛着脚迈向飞机舱门时，我又想起了克莱诺·依贝哈特，在她匆匆离去时，踏上的也许正是同一架航梯，稚子伏在她的肩头，小女孩牵着她的手。
她坚信她将逃脱的是那些垂死的街道，而代之却是带着邻居孩子们送给她的临别礼物，高等学校从前男友的电话号码，就像是带着一张治病的良方，抵达加利福尼亚。我开始设想，如果和她在家门口窃窃私语的沃伦·思佩卡是一个“坏家伙”，如果是这样，她已经犯了多少次“致命”的错误。
如果为了救她自己而想毁掉她，并且开始另一个生活，他们的确找不到一个更好的途径，那张纸原本无害的疏忽就像一颗安放在飞机上的定时炸弹，我的家伙当然可以像国际反恐怖主义特别小组的人所做的那样，用来对付那些强硬的毫无道德可言的杀手。
但是他们，相对于那些技艺高超，掌握着致命的精确度的恐怖分子而言，却只能算是业余选手，他们就在我的朋友当中，也许，当我很快把他们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