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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产生这类的想法实在是太蠢。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埋葬了我母亲，而外祖母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但几次到永久纪念园的行程之后，我那菲薄的记忆的思绪就被最终切断了，就像性格乖戾的命运女神姐妹中的哪一位挥舞着生锈的镰刀斩断金羊毛线一样。也许它不会这样轻易就被彻底切断的，根本不会；但是一个缓慢的努力过程反而使它充满了更多的折磨更多的痛楚。我能够看到我的手指是如何在最后一分钟张开、去抓住绳的末端以免跌进虚空，是的，如果没有外祖父在，我将不会知道我是谁。
事实上，当我真正审视我们家庭时，它变得如浸润在血色黄昏里的仙人掌刺一般清晰：三代女人各有自己的生活，可都不是独立的，从未脱离过与这位男子的关系。
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五十年代一个海滨小镇上警察的妻子——她有什么选择呢？她死了以后，我的母亲辞去了给牙医作接待员的工作，承担起了照顾外公的全部责任，为他准备他最爱吃的小牛肉和猪肉团子（当他值夜班的时候，母亲就在清晨三点钟起床在灶头上为他把它们热好）。在后来的十年里，这一度成了我的活儿（包括在肉店里排长队）。我们一周要在电话里交谈好几次，我至少一个月内要驱车去看他一次。早晨第一个闯进意识里的通常是外公，有时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昨晚上死了，尽管我知道他单独在外，壮得像头牛。当我有疑问的时候，他的声音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当我把事情搞糟了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惩罚我。我也许算是一名炙手可热的联邦特工，带着一支枪，一副手铐（它们很轻，可以随便扔到哪只背包的袋底里），但是在我内心却一直遵循的是外祖父的原则。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标准，我母亲的标准，我一直相信，我为美国国旗所做的一切和外公那时候执行权力一样的清白无私。
我现在来到这里，打算呆一个晚上，是为了向他表示迟到的七十岁的生日祝福，但是关于我所猜测的表妹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父亲和家族中失散了的拉丁族一支的问题深深镌刻在我脑中，所以当我拎着食品、生日蛋糕、行李袋接近那扇黄褐色的大门，听到里面传来的狗叫声时，我的心情毫无喜悦。
我知道那一定是莫比·狄克在，他是跟随外公出来闯荡沙漠的老友，还有他那些凶猛的阿基塔狗，他把它们养在野外的木屋里，非法地和纯种德国的牧羊犬交配，结果生下一群体格强健的巨兽，就像他一样。骑手们和带有家眷的警官都愿意出五百美元一只购买它们。
“不许动！FBI！”莫比·狄克大笑着，打开了门。他的大腹现在被一件T恤盖住了，T恤上居然写着“见鬼的胃口”。我冲着他无奈地笑了。
电视开着，啤酒罐放在咖啡桌上。
“那些狗。”
“没问题。”他拎着颈圈把它们全部赶上了阳台，然后拉上厚重的玻璃门，喊道：“长官！你的小妮子来了！”
我把手上的东西扔进厨房。外公的地方总保持着整洁。餐盒里是空的。一盒克巴勤薄饼放在厨柜上。冰箱里的所有食物都是低盐、低胆固醇的——除了番茄汁和伏特加酒兑成的“流血玛丽”和两块纽约牛排。至少，莫比·狄克不会呆在这儿吃晚餐。
“安妮！”外公站在门口，腰间围了条白毛巾，其余什么都没穿，跟从前一样的傲慢自负，露出非凡的桶一般的腰身和举重运动员的粗壮胳膊。
尽管已经七十岁了，但是他赤裸的胸肌仍然如从前一样极富男子的气概。这副情景把我带回了在长滩林荫大道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那个星期天下午，为了奖赏我在五十码自由泳上的精彩表演，他捧着我的脸颊把我带进深水区——结实的胸肌，散发着漂白粉味的皮肤带给我的冰凉感觉，黑色的头发在水中轻柔漂散时扫过的手臂，颏下令人惊异的火鸡一样的皱折，托着我纤小的赤足将我举出水面的坚实双肩，还有水下湿漉漉反射出微光的头。我没有一个父亲来教我游泳；我有的是外公。
“生日快乐！你看上去很棒。”
“在这个地球上呆了七个十年总算是不错的。你喝点什么？”
“我自己带了。”我从包里拖出一个瓶子。
“白酒？”他摇着头，“那是洛杉矶人的习惯。”抓起一大把冰块，拉开一罐“7UP”。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要给莫比·狄克们带吃的。”
“你还是害怕它们？”——对于一个FBI特工来说多么幼稚可笑的字眼——“我一直认为它们全都是有教养的私生子。”
我笑了。我们一起走过去。“我们正在努力变得坚韧起来。几乎已像你那样坚强。”
外公坐在靠近阳台的椅子里，除了毛巾还是什么都没穿，腿悠闲地交叉着，一罐接一罐地喝着七喜。不久以后天黑下来，四周的死寂使我一阵寒战。狗们还呆在外面，不时把鼻子贴在玻璃上想往外公的脚上凑去，似乎它们身上犬的精灵已被土著的阿古阿加利恩特印第安人所唤醒。
我承认我把车开到这沙漠里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在私下里将我在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所干的那件事的全部细节告诉给外公。我是怎样的孤单，我怎样监视那家伙，正确地行动，没有任何帮助将他铐住；我的审讯是怎样的聪明，技巧性地引导疑犯供认了
其余六桩劫案，它是如何的完美如何的简单。
我总是为外公提供这类的东西。成就，礼物。他的反应通常是不明朗的，言下之意是这件事总非做得极佳。他出席我的毕业典礼（特工学校）时，穿着全套的警官制服，他哭了。现在我回来了，希望我已经做过的会做得更好，希望事情最终会让外公感到喜悦。
莫比·狄克是更值得称赞的听众，我发现自己很愿意和他玩笑。他模仿着卡通片《警察学校》（他每个星期六早晨都在木屋里虔诚地观看这部片子）里的动作，扯着他的大嗓门，叫着：“立正！”外公唯一的反应就是告诉他关于他那个时代，他还是一个在长官面前列队的新兵，有一次在圣莫尼卡码头附近，他单独困住了一个谋杀嫌疑犯，沿着足迹追赶，一直把他逼到了海滩上。那是七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到处都像地狱般拥挤。那个疑犯最终是跳进了海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哇，长官，那只是个故事吧。”莫比·狄克敬畏地对外公说。
“当你是个新了的时候还发生过什么事？当我们住在蒙塔娜之北的时候？”
“好，我们就讲讲著名的饥饿的窃贼的故事。”外公咧着嘴先笑了，放下他的饮料：“他闯进一家超级商场，偷走一千元，留下两个吃了一半的香肠三明治。”
莫比·狄克笑了，从鼻孔里发出低沉的哼哼声。
“我去过第十二街的旧房子，”我不经意地插口说，“试图去回忆它从前是什么样子，你和妈妈和我曾经与我父亲一起住在那儿吗？”
“我会告诉你那时发生过什么事。”外公突然说，他的眼睛亮起来，根本不理睬我的问题。“有一次我带着你在局里，突然间我们听到了极其可怕的飞行器的声响，我们都跑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妈的，一架武装直升机正降落在停车坪上。”
莫比·狄克问：“为什么？”
“为了约翰·F·肯尼迪。”
外公对我们的洗耳恭听感到很满意：“总统实际上并不在飞机上，但那段时间，他频繁飞来洛市——他们说他是来看他在海滨的内弟彼得·罗福得，但实际上、他是借机幽会玛丽莲·莫罗伊，所以秘密保安人员就得找一个地方降落总统专用直升机，我猜他们一定以为到圣莫尼卡警察局最为保险，这些蠢货，要在达拉斯的话，连小孩都可以使他们一败涂地。”
莫比·狄克说；“令人吃惊。”
外公暗自笑着；“他们找了几个家伙在停车坪上划线，他们全是用粉笔划，然后那个该死的庞然大物落下来，立刻把粉笔印儿全部刮跑了。”
“我看见直升机了吗？”
“你？”外公看着我，非常吃惊地记起原来我也是这个故事里的一角儿，“你还是个小姑娘，你很害怕那些噪声和吵闹，紧紧抓住我的手就好像再也看不到明天一样。”
这些我全不记得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你听到关于你自己的叙述可你却根本不记得它们，就像做爱一样，什么都感觉不到。
“肯尼迪总统和简娜·玛森的鲜闻是真的吗？”
“好漂亮的大腿。”外公低声说，又没有理睬我的问题。“他们过去叫她小阳光小姐，当然，那时候她只能算个孩子。她长成了美女。那些家伙弄了一幅她的相片挂在警察局里。我看见简娜·玛森也许是十年前，在韦加斯。漂亮的嗓音，丰富的内涵，她唱歌的那种方式能让你哭。”他一根指头拍打着眼睛，生怕我不相信他。“那些都是我的歌。”
莫比·狄克用急促的宣告打断了我外公的白日梦：“我之所以拼命恭维你是因为我希望我这位FBI能问你些事情，但是现在我警告你那些废话说完后马上开始。我走了，我消失，行了吧？”
原来，他听到混杂在棕桐树的婆娑声中似乎从弗兰克·西冷翠家那边传来的婴孩幽灵般的夜哭声。
这时我已喝光了一瓶酒，我们都忘了，却把手伸向两块多米诺比萨饼和那块生日蛋糕，
“我们到‘恶作剧’去吧。”莫比·狄克建议。
在我现在的意识中那地方似乎就意味着一连串滑稽的事情。“你是说那个有两个演奏萨克斯风的双胞胎小姐妹的地方？”
“她们现在至少有六十岁了。”外公纠正我说。
“我所记得的只有喂索啼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