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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这种病态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该是多么粗暴唐突。在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她就会顿时陷入失望的绝境之中，然后紧接着就是无法入睡，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有时又恰恰相反，情绪一来竟买起房子，搬搬家，有时则又大发脾气。正是由于她这个脾气，经常使她疲惫不堪，所以有些时候，她俨然象一位爱摆阔的王后，问她要什么，给她什么她就要什么，所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买下“小湖”边上的这幢房子。这并非因为父亲奄奄一息而另想出路，也不是因为女儿爱戴那顶平边帽子和那双饰有金丝的皮鞋招摇过市而需易地而居，什么原因也没有，她就这么一个人，浑浑噩噩，糊涂至死。
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看过这些头上戴着一样的平边帽，胸前垂着两条辫子的印第安人。那一天我也有两条辫子，我没有和往常一样把它往上撩起，只是我那天梳的辫子和往常不一样。我也和这些在电影里从没有见过的女人一样，身前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不过那是两根小孩的辫子。自从我有了这顶帽子以后，为了能够把它戴上，我再也不把头发撩起。自从某些时候以来，我把头发梳理得很紧、很紧，我把它往后梳，尽量把它压平，好让别人看起来我的头发并不那么厚。每天晚上我总要梳梳头，并且在睡觉以前按妈妈教我那样重新梳理一下。我的头发又粗又软，是一头令人伤感的齐胸长的赤色的头发。人们常说这头发是我最漂亮的地方，按我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人他们想说我的长相并不漂亮罢了。这头出色的头发在我二十叁岁的时候，也就是离开母亲五年之后，在巴黎我把它剪掉了。我说：剪吧！理发师就给剪了。只需一剪刀就全部给剪下来了，为了让发脚整齐，那冰凉的剪子几乎从我脖子上擦过。头发掉在地上，理发师问我要不要自己的头发，如果要，他可以替我包起来。我说不要。从此以后，再也没听人说过我有一头美丽的头发，我说的是人们再也没有象从前我剪发之前说得那么好听，只是说：她的眼睛真好看，她那微笑也不错。
在那条渡船上，瞧我，我还留着那头美丽的头发。我才十五岁半，可我已经开始涂脂抹粉。我天天擦“托加浓”香脂，以便掩盖我那面颊上部、眼睛下面的那些雀斑。在“托加浓”香脂上面，我又抹上“护皮康”香粉。这香粉是妈妈的，她只是在去参加市政府的晚会才抹这种香粉。那天我还有一支唇膏，暗红色的，象樱桃一样。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也许是埃莱娜·拉戈奈尔从她妈妈那里偷来给我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没有香水，妈妈家里只有花露水和棕榄洗衣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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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那条渡船上，在客车的旁边，有一辆黑色的“里摩辛”大轿车，里面坐着一位穿白色棉布制服的司机。是的，这就是我在一些书上所写过的那辆大型的灵柩车。这就是那辆莫利斯。莱昂…波莱。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那辆黑色的“朗西亚”轿车还没有开进我的文学作品中。
在司机和主人之间还有一道玻璃拉门。还有可折叠的加座。车子真是大得象一间屋子一样。
在那辆“里摩辛”汽车里有一位仪表端庄的俊俏男子正在看着我。他不是一个白人，但他一身西式装束，穿着一套西贡银行家所穿的浅色榨丝绸制服。他一直盯着我。我已经习惯人家看着我。在殖民地那里，当地人常常爱盯着那些白人妇女，就边十二岁的白人姑娘也不放过。可叁年来，当我上街的时候，连白种男人也看着我，甚至每当妈妈那些男朋友的妻子到“育俱乐部”打台球的时候，这些男人也经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午后点心。
也许是我误会了，我总觉得自己长得和那些漂亮女人一样好看，和那些总让别人看的女人一样吸引人，因为的确有许多人爱看我。不过我心里明白，其实问题不在于你长得漂亮不漂亮，这里头必另文章，比如说，是的，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心理上的原因。我愿意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如果有人觉得我漂亮或者好看，那我也就漂亮好看，比如说对家里的人来说我是漂亮的，这也只是对家里人而言。凡是别人要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自信不疑。我相信我是可爱的。每当我自以为很美的时候，而当这种美在看我的人的眼里变为真实，并且同时希望我能投其所好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明白的。因此，我实在可以打扮成一副娇媚可爱的样子，甚至在因小哥哥病故使我心神不安的情况下，我仍然有一副可爱的样子。至于小哥哥的死，只有一个同谋，那就是妈妈。我这里所用“可爱”一词指平常我周围的人对我或者对孩子们所说的意思。
我已经有所准备。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我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漂亮否并不取决于她的衣着服饰或她那美容的手艺；也不取决于她脸上的香脂价格的贵贱，甚至于她身上的首饰名贵与否也无足轻重。我知道奥妙在于其他方面。但我不知道奥妙到底在哪里。我只知道女人自己也不会相信那些衣冠外表能有如此魅力。在西贡街头，在乡下的衙门里；我观察过许多女人。她们当中有的长得非常漂亮，皮肤洁白如玉，她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讲究梳妆打扮，尤其是在乡下的衙门里更是这样。她们成天无所事事，只知道自我保养，为了她们的欧洲，为了她们的情人，为了来日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那叁年一次长达六个月的休假，到那个时候，她们将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殖民地特殊的生活，谈谈这些人，这些男仆如何服贴，伺侯得如何周到。还有这里的花草树木，舞会，这些在偏辟村镇里当官的白色别墅，房子又高又大，会让你晕头转向。这班女人在等待着。她们的穿着毫无目的，她们只是互相观看。在这些别墅的树荫下，她们为了来日互相观看，她们认为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小说般的生活，在她们那些长长的壁橱里，早已塞满了五光十色的服饰，多得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这些衣着都是她们在整个等待的期间如同积赞时间一样一件件搜集起来的。她们当中有的因为无聊之极而变成疯子。有些女人因为斥责那些被丈夫勾引而不吭声的年轻女仆而挨了丈夫一记响亮的耳光。响亮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击中了她们，形容这耳光所发出的声音，即丈夫所给的耳光发出的声音？有些也因此自杀了。
这种妇道人家何必为自己争风吃醋而酿成过失，自讨苦吃，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谬误。
并没有什么可以勾引性欲的东西。它在于她身上对他的挑逗，或根本就不存在。当第一次目光相遇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或者从来就不存在。这目光或者是性交的直接信号，或者根本什么也不是。这一点、我也早在“体验”之前就有所领悟了。
唯独埃莱娜·拉戈奈尔能够逃脱这种谬误的法则。因为她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女孩。
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一条自己的连衣裙。我的连衣裙都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它们都是用妈妈的旧连衣裙翻改的，而妈妈的这些连衣裙本来就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除了有几条是妈妈叫杜阿姨替我做的连衣裙例外。她是一位从不离开妈妈身边的女管家，哪怕妈妈回到法国去，哪怕哥哥曾经在沙沥市的房间里企图把她强奸，哪怕我们手头拮据无法给她开工资的时候，她仍然不愿意离开母亲。杜阿姨是在修女院里长大的，她擅长刺绣，会做褶子，会象几个世纪以前那样用手工做针线活。她用的针细得象头发丝一样。因为她会绣花，所以妈妈叫她绣床单。因为她会做褶子，妈妈就让她替我做百褶裙。镶边饰的裙子，穿在我身上就象一个布口袋，因为这些裙子的式样早已过时，并且总是童衣的款式，前面弄两道褶子，领子做得特别笨，裙子过于贴身，要不就是接上一道斜裁布边。我穿着这些口袋般的连衣裙，一系上腰带，形状也就变了样，于是这些连衣裙就变成永久的、久穿不变的衣服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身材十分苗条，甚至是有些瘦弱，胸部还是孩子的模样，脸上擦着浅玫瑰色和红色的胭脂香粉，加上这身会叫人笑话而实际上谁也不笑的衣着。我已经懂得周围的事物，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一切都已经在我的眼里。我想写东西。我已经和妈妈说过：写作就是我的志愿。第一次，她听完以后并没有回答。后来她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书，写小说。她生硬地说：当你通过数学考试之后，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与我无关。她反对我的想法，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写东西不算是工作，这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后来她干脆对我说：这是孩子的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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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戴着毡帽的小姑娘被河里的反光照映着，孤零零地凭倚在轮渡船舷上。这顶男式的毡帽把整个场面都染成了玫瑰色。这是唯一的色彩。在河上那带雾的炎热的阳光下，两岸模糊不清，河流似乎和天际相连。河水静静地流着，没有发生任何声音，宛如血液流动一样。水流的外面没有风。渡轮的马达是整个声面唯一的声音，这是一台铸铁做成的老式摇臂式发动作。有时也传来一阵轻轻的说话声。尔后又听到家犬的叫声，这叫声从四处传来，从那晨雾的后面传来，从所有的村庄里传来。小姑娘从小就认得这位渡船上的艄公。老艄公对她微笑，向她打听“校长太太”的消息。他说他经常看见她的母亲夜里从这里过河，说她经常到柬埔寨那边的租借地去。姑娘说母亲很好。渡船的四周就是河水，河流两边是光秃秃的，流动的河水穿过稻田里停滞的死水，可两股水并不掺混在一起。这条河流来自柬埔寨森林，它捡拾着一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它把所有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