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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它包括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前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无权力或财产，故靠幕府将军供养；后者则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将军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11/4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地主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财富大大增加。货币日益成为支付媒介，稻米中间人和货币兑换商成为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处理封建贵族的剩余产品，提供高利信用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以借贷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许多大名，有时连幕府将军本人，都成为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债户。一个原因是，要在江户维持落实人质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笔开支。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村阶级亦受到损害。因此，国家财富愈来愈流入商人的银柜。商人在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画和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
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合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
八、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最早来的是一伙葡萄牙水手，他们因船只失事而漂抵日本岛，时间在1542年，即德川幕府创立前约半个世纪时。当地大名对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极深，学习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这也是日本人的特点。
继最初的接触之后，葡萄牙商人经常来说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中介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到1582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15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1587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行动而无须担心失却贸易。而且，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互相极力捣鬼。例如，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对他不满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统治。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去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得到通商的许可，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为了加强这一禁令，幕府还对造船业加以限制，仅允许建造适于沿海贸易的小船。这样，开始了日本长达二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尘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象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到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也没有商业革命。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来说，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
第五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由这些事件＇欧洲扩张＇产生的所有商业利益已沉没。失却在它们所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斯密
当欧洲人由海路进入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时，他们最初的反应通常是尊敬和钦佩。这些西方人仅在海战方面享有明显优势。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发现，中东、南亚和东亚诸民族实际上至少能与他们相匹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逝去三个世纪后欧洲人才能对印度和中国稍加控制。
然而，在非欧亚大陆世界，情势完全不同。那时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诸民族在政治组织、经济发展和军事战斗力方面，均未达到与欧亚大陆相似的水平。因而，它们都较早地屈服于欧洲人的统治，只是程度上殊为不同。本章论述西方入侵时非欧亚大陆世界的形势和盛行的制度，着重说明为何19世纪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除沿海地区外，仍是不可渗入的，为何南北美洲较易于侵入，为何澳大利亚从一开始起便门户敞开。
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地理环境就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下称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关系而言，非洲呈现了一幅似乎有悖常理的古怪图景。非洲完全不同于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一直与欧亚大陆保持着持续的、只是有时颇微弱的联系。然而，欧洲人对非洲的侵入却比对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的侵入要缓慢得多。在其他新发现的大陆被开发和殖民后，非洲依然为〃黑暗大陆〃达数世纪之久。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有沿海边缘地带和内地少数孤立地区为外人所知。甚至到1900年，非洲尚有四分之一内地未被勘探。直到比较近代时，制图员在绘制这黑暗大陆的地图时，仍大量地依靠自己的想象。正如迪安·斯威夫特所描绘的：
在非洲地图上，地理学家们
用野生动物填补空白。
因此，对于不适于居住的丘原，
便填上大象以代替城镇的缺乏。
尽管东半球的非洲和欧洲相邻近，而且，自最古代起便保持着联系，然而，非洲却奇妙地不为欧洲力量所渗透；其原因何在呢？从某些地理因素的作用中，可找到部分而非全部的回答。一个因素是炎热、潮湿的气候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许多热带疾病；这些疾病特别流行于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并非整个非洲均有害身体健康：没非洲大陆北部、南部和东部边缘区的是小而重要的地中海气候区和亚热带气候区；今天，大多数欧洲移民就居住在那里。但是，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有着不适于居住的气候，而这些地区却是欧洲人通常首先遇到的。一位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评论说：
非洲是真正的魔王——自然界的反对人类兴旺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在这里，众蝇之王别西卜集结起由昆虫、扁虱和线虫组成的一支支蠕虫状的、禽兽似的军队。它们……将一些微生物传送到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皮肤、血管、肠和脊髓中去；这些微生物引起了种种致命的、毀形的或招致衰弱的疾病。
非洲大陆也是极难进入的。一个原因在于，海岸线未被大小海湾或内海所破损；虽然非洲面积为欧洲的三倍，其海岸线却比欧洲的还短。缺乏象地中海、波罗的海或黑海那样的内海，意味着非洲内地不向外界开放。非洲的这种难以进入，由于北部令人生畏的障碍——撒哈拉大沙漠和尼罗河大沼泽地而得到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