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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 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
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他回答：“WoichbinistDeutschland． ”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
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
玛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 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
毕竟他才在1929 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
人。曼的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
月增加，他对美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
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是的，我就是。兴
奋的美国人说：“Welehome！ ”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
知道了！”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
我还宁可死在瑞士！”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
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Claudel 比较，
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
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
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
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
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
你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巨大如托玛
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
总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
气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
（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
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发胖的老
板娘秤着白菜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这一切，不就
是所谓的家吗？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毁了，中国瘦了。。只流下
这九月静静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即
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
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
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
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
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
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
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
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
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
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
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
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空空如也
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
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
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
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
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
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
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
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
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
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
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
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
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
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
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
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
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译本我？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
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
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
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
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
——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
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
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
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
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
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我站在街头，看见木棉花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
汽车横冲直撞的大马路，热腾腾喷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
棉花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马路，走向大安公园。
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过马路，摇旗呐喊着；旗子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
不清上头的字。大安公园的人行道上种着一种矮矮的灌木，显然是接木的品
种，同一株灌木上竟然开着蓝花与白花，看起来异样地美丽，却也透着一种
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那纤巧的花瓣。游行队伍走到哪里
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花相间的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
见。鞋跟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种孤单的、边缘的感觉，
那么熟悉地，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难道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干杯吧，托
玛斯·曼！
1996 放逐与自我放逐——何怀硕龙应台女士《干杯吧，托马斯·曼！》
一文用到“放逐”两字，大有分教。
“发配沧州”、“流放西伯利亚”或“贬谪潮州”等不同情况的“放逐”，
都有某些共同本质。放逐是掌权者对仇人、异己或“犯法”者所施的惩罚之
一种，由不得被惩罚者选择，此其一；放逐的所在地不是落后边鄙，便是蛮
荒鸟不生蛋之地，此其二。在专制或暴政之下，被放逐者多为才人志士，受
人崇敬。历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
受放逐的命运。
在“放逐”与“自我放逐”之间，还有一种半被迫、半自决的情形，
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暴政威压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护的流亡之地
或可由自己选择。纳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
多以美、法等富强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
回到母亲的国土，托马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美国自由享受
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体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
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美歌颂。
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种：一种是个人追求某种崇高的志业不见容
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种是有感于人
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与牺牲奉献的
热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
济助肉体的工作。此两种“自我放逐”出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