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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这是20 世纪的90 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
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
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
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
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
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
（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
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
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 的字眼——勉强
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
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
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 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
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
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
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
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
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
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9 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
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
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
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
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
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
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
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
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
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
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
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
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
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
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
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
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
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
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
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
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 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
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
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
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
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
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
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
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
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
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
“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
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
人吧！”（原载1996 年10 月18 日《文汇报·笔会》）
第15 节 苏州的识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
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我就
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
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
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
只好跟着流。向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
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
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
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
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
前合并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
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
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
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 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
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
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
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
相公者。”我在湖边问20 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
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对于向往已
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迹，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回避。衡
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
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
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
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 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
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叹息。到
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恶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
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
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
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
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
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
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蔀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
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
上”。
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
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结果“声若聚蚊，不
可辨识”。渐渐地，歌者的竞技心起，变成音乐比赛，音色较差的就被自然
淘汰。当“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
才三四辈”。
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
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
时，整个虎丘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
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
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到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
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
点头。”比张岱晚三百年的我来到虎丘，虎丘的盆景老树郁郁苍苍，栽培的
杜鹃花豪华绚烂。如织的游人在石块间跳来跳去，苦苦寻找摆姿态摄影的地
点，尽尽“到此一游”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