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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
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
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
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
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
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
“怎么啦安安？”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
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
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
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
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
对？”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
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可
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哦！孩
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
怯怯地说：“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我想了想，亲了一
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
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
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
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
声地回答：“没看见。”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行李非常
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又是我吗？“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
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您要我带着两个孩
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你
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
生气！
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
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
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同志，
这叫什么菜呀？”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
冷冷地说：“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
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
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
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那该怎么称呼呢？”
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
前，说：“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
说：“学了再来。”“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你晚上来，
我教你。”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牵
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这样子对待外地人，
您真丢北京人的脸！”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跟
我去市场吗？”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我很想去，
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吵架？我惊愕地
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你
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原载1993 年
10 月31 日《文汇报·笔会》，同年12 月10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北
京晚报》读者来信谈《吵架》《北京晚报》编者的话北京——伟大祖国的首
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服务于窗口行业的北京人，理应做得
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来稿请寄《北京晚报》总编室。
（原载1993 年12 月10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改善社会风气先要改
“脏口”编辑同志：读完贵报12 月10 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兴。
无论如何也想把这喜悦的心情向贵报诉说一番。
使我高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是这位台胞文章的内容，而是我们
北京人自己的报纸上能够这样在一版上登出“骂”北京人的文章，可见北京、
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此类问题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认为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我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领导做起，从舆论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会风气，首先要改变不好的语言素质。
肖冰编辑同志：早就从龙应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个爱“生气”、好“吵
架”的女人了，如今刚到北京下机伊始就又是故态复萌，接连生气与吵架。
其实许多北京人在读龙应台这篇《吵架》时，都会摇头的，都会感到她的“气”
生得不值当，她的“架”吵得不值当。
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
人感到那么熟悉。
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
了，更谈不到吵架了。
“顾客是上帝”，这话听着挺顺耳，其实又玄又虚。为“上帝”服务的人
根本不信“上帝”，那顾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那想当什么呢？或者说
应该把顾客——服务对象当作什么呢？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
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当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当个“大”点儿的，
不过也用不着当“上帝”。
段宝文（原载1993 年12 月13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我代表首都 我
代表中国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现不文明的原因之一。总感到自己
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处首都，环境优越，“见多识广”，你外来宾客
都得听我的。这种“老大”思想不解决，说文明礼貌只是一句空话。
游明信老北京，最讲个“礼”儿，最好个“面”儿，我们应该发扬这
个好传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干部、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展现
首都风貌的一个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
维护首都荣誉是每一个北京人的职责，要始终牢记：我代表首都，我
代表中国。
计萍看了《吵架》，我为北京的窗口行业而脸红。建议在首都各行各业
制订标准的语言和对人、对事的标准形态，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合适，外国
人看了也认为中国人有风度；要下工夫培训，并进行考核；不能一阵风，坚
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业会给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冈稔民航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
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恰恰是这个窗口使许多许多的外国朋友
感到了失望。关于神秘而美丽的新中国的传说被这些坏印象蒙上了阴影。
丁宪民建议首都机场、日坛市场的管理部门对照《吵架》一文，认真
地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切实地提出改进措施，并举一反三。如确有诚意，
应向台胞龙应台女士道歉。
张家驹（原载1993 年12 月14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第2 节 蝉鸣
盛夏，整个北京城响着蝉鸣。穿短裤球鞋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
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看起来她在做这
个那个事情，其实她心里的耳朵一直专注地做一件事：听蝉鸣。那样骄纵聒
噪的蝉鸣，整个城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仅只为了这放肆的
蝉鸣，妈妈就可以喜欢这个城市。
妈妈一个人逛市场。买了个烙饼，边走边啃，发觉北京的茄子竟然是
圆的，葱粗大得像蒜，番茄长得倒像苹果，黑糊糊的东西叫炒肝，天哪，竟
然是早点；调羹不叫调羹，叫“勺”，理发师傅拿着剃刀坐在土路边的板凳
上等着客人——她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