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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种归纳美妙有余，却掩盖着许多值得揭示的东西。集体选择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择一个具体方案的基本原理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方案既是为希望选择它的人选择的，也是为其他人选择的；前者想要这一方案的真正原因是这一方案也将强加给后者。否则，以集体的方式选择这一方案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可以把选择方案留给想要它的人们个人来决定，这样，一个团体中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受其约束。但这并不是个人选择的一个特殊事例，而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除非出于利他主义或嫉妒，个人选择的基本原理产生于选择者的偏爱，而不是他的选择强加给其他人的任何外在情态；他选择一个方案并非因为这个方案影响到别人。外在情态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与引起它们产生的人的动机无关。
集体选择的特点是有两个参数。一个参数说明谁有权选择，谁是在为之做出选择的集体中“起决定作用的小集体”（或称为“得胜的联盟”）。另一个参数说明什么样的方案可以（或不可以）以集体的方式选择。这是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
国王可以自己或“在议会中”为整个国家做出决定。被指定的个人、教会的领袖、军队的指挥官、大家族的首领等则可以一致地为整个国家做出决定，或者是以借助权威形成全体一致的方式，或者是以一种每一票的份量取决于投票者的势力、智慧或地位的表决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小集体可以由不具名的个人组成，他们投票时每一票的份量都与投票者的身份无关。（一人一票就是不具名的一个具体事例。不仅每票份量一样，而且每个不具名的投票者的票数都是一样的，即都只有一票。）一个不具名的小集体变得具有决定作用凭的是它的人数，而不是凭组成这个小集体的人的地位、功劳、权威或财富。有决定权的小集体的人数越少（相对于大集体或投票人数），集体的选择就越容易做出。然而要避免相互矛盾的选择——一个小集体选择增加收入税，另一个小集体则选择降低收入税——起决定作用的小集体的人数就一定不能少于大集体的一半，必须打破均衡。
当有决定权的小集体被允许达到其最低人数时，集体选择就可能处于最迅捷的状态。有时人们也说处于最民主的状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阻碍多数人愿望的少数人已达到其最高人数——达不到半数就阻碍不了。作决定的集体越大——如一个特定的多数，或称为超级多数，还有意义更含糊的多院制——集体选择就越迟缓，因为会有更多人数更少的少数人阻止集体改变现状。
如果说集体选择的迅捷与迟缓是由作决定的条件所决定的，那么显然集体选择越有力，集体选择的范围就越宽广。选择范围划分为三类：
１．有些事物基本上是私人性的，出于人性考虑，即使在绝对集体主义的政治制度中也属于个人选择的范围；
２．另外一些事物可以由个人来选择，但要受集体选择制约，集体选择可以任意压倒个人选择；
３．最后一类事物本身就是集体性的。这类事物不可能由个人选择，因为它们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它们不会被集体中的某一部分（“失败的联盟”）所选择。它们对于起决定作用的小集体（“得胜的联盟”）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对于每一个人，包括“失败的联盟”都具有约束力。
尽管对于一种彻底的民主理论来说，任何事物，任何现状都不能脱离集体意志（因为集体意志是一种对自己有益的力量），在文明的统治制度中第一类选择也是几乎不会受到侵犯的。第二类选择显然是有争议的领域。作为一个普通例子，可以想想人们花自己钱的选择。集体选择以课税的方式推翻或制止他们的某些选择。原则上（当然不是在实际上），可以以为公众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形式将个人交纳的税返还，甚至在缴纳与受益的尺度掌握得当的情况下，就没有发生再分配。结果就是，人们的一部分钱不是被他们所花，而是为他们所花，不是每个人自己决定怎么花，而是有些人为大家决定怎么花。由集体选择所决定的那部分是多少，显然也是由集体选择自己来决定的。
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十分独特的、“自我参照”的权威来确定自己的限度。这个权威不仅使集体选择经得住压力，而且还使其复杂和难以掌握。正因此才产生了关于有限统治和民主控制的过于简单的并且常常是抱有期望的见解，这种见解渗透到大部分政治学说当中，不论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还是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
第三类选择，如果存在的话（有的人可能怀疑其存在），无可争议地属于集体的领域，因为这一类就是这么定义的。所有可能符合这一定义的事物都不外乎以下两种：或者是再分配的措施，即必须让某些人有所失，其他人才能有所得的措施（这种措施就像是“和为零”的冲突，尽管它们实际上的和不一定是零，甚至可能根本无法衡量）；或者是克服可能破坏互利合作的不良刺激的强制执行措施（这种措施是“和为正数”的措施，也就是说分配所得出的和不一定要任何人有所失）。在为国家和合法强制进行辩护中引用得最多的就是后一种。
（二）支配
自由主义的原则是：选择的意义在于选取不受另一选择方案支配的选择方案。个人选择的崇高地位就直接来自这一原则。一个人只有在为自己选择时，才能肯定在没有任何过失（不精心、懒惰、意志薄弱）的情况下不必接受一个比最佳方案差的方案。集体选择初看起来就违反了这一原则。从定义上说，集体选择至少受到为之做出选择的人当中的一个人的反对。然而如果说政治是一个合法的自由主义工具的话，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违反就一定是有其道理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支配是有道理的呢？根据又是什么呢？
有一种思潮诉诸强制合作的“和为正数”性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讨论。所有其它的理论则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集体选择毕竟为某些个人提供了更好的东西，尽管是以将较差的东西强加给其他人（或者说排除了对其他人来说是最好的东西）为代价的。至于这一代价，可以以受益来说明其理由。据说情况之所以如此：
或者是因为集体产生的较好的选择要好得多，而较差的选择只是稍微有点差；或者是因为受惠者生活得好（不说“生活得更好”是因为我们无法肯定所受恩惠确实使其生活得更好，尽管恩惠的目的是如此）比未受惠者生活得好更重要。二者的差别是由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应该得到什么以及集体选择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作用于他们的状况所致；最后，或者是因为不论谁受到恩惠，谁受到损失，也不论受恩惠和受损失的程度及方式如何，凡是现状的改变都是好的变化，这就是全部要说的（“让世界灭亡，让公正留下”）。
在这些不同的理由中，不难发现与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隐约相似之处，并且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具有美学或宗教倾向的思潮的影子。这种思潮的玄奥并没有使其变得站不住脚，或声名狼藉，但却使其严重地“依赖价值”。这种思潮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在改变自己境遇的方式之间以及在总的情况之间进行的比较并不是孰大孰小的量性评估，不是最终仍要接受某种验证的大概的猜测。这些比较是根据判断者自己赋予被比较的人或事物的份量和价值而做出的定性判断。
在这里，“比较”一词是在两个根本不相关的意义上使用的。在量性评估的意义上，对于赏罚、功利或满足的人际比较，以及对不同状况的道义或美学价值的比较，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在价值判断或目标说明、目标排列的意义上，这些比较才真正有意义，并且体现出自己的长处。
那么它们的长处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如果要以利用集体选择加以弘扬的价值或价值排列，来说明集体选择的理由，那就需要一个元判断来选择和排列应该加以弘扬的价值。这个元判断又依赖一个元元判断的帮助，如此等等。不管怎样，决定的因素将是一个判断，或者向前推至集体选择本身的利刃，或者一个判断一个判断地向后追溯，到达遥远的理论尽头。实际结果将是“把共同价值分配给每一个人”，不论这些共同的价值对一部分人是多么珍贵，对另一部分人又是多么无关紧要，多么讨厌，多么可恨。
另一方面，无支配的实际结果是“价值中立”。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价值判断对人们的偏爱和兴趣的影响，每个个人选择都受到（或至少可能受到）价值判断的驱动，但这里的价值判断都是选择者的价值判断，选择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别人是否接受这些价值判断。最后的结果是，“个人价值归自己”。换句话说，无支配就等于不把任何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目标强加于人。因此这与一个旨在弘扬确定的价值和追求具体目标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甚至与追求自由本身也是不相容的。
这个矛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矛盾。只要承认自由并不是一个可以凭借集体选择的工具加以追求的目标，这个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自由就是没有这样的追求。
（三）不可知论
批评者有足够的理由指责价值中立对价值无动于衷，因为价值中立实际上就是不管价值，让价值自己照顾自己。然而另一种选择，不论将其如何装扮，都比无动于衷更差劲，因为它使用政治权威，强迫一些人把优先行驶权让给另外一些人的价值或目标，而不管被强迫者是否认可过以此为由实行强制。极而言之，这不是像极权国家那样要人们充当为一项事业（不论把这项事业说得多么崇高）而效劳的奴隶，就是像好斗的教会那样用火与铁拯救人们的灵魂。也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