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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把技术和实践旨趣解释为“准超验的”，因为它们对付的不是纯理论的推理，而是“探求过程组织的方法规则”（1972，194页）。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具有超验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它们嵌入于人类生活的实际结构中。哈贝马斯以这一方式对这两种旨趣作了对比：
这两类调查都嵌入于动作体系中。二者都由于与自然或其他人的日常交往的障碍干扰而触发。二者都试图消除怀疑并重建无疑问的行为模式。有问题的情境的出现产生于失落的期望。但是在一种情况下失望的标准是受反馈控制的、目的－理性行动的挫折，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一致意见的干扰，即在至少两个有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相互期望的不一致。相应地，探求的两个方向的意向是不同的。前者旨在用经过检验的技术规则代替在现实中已遭挫折的行为规则，而后者则试图对无法理解的、阻碍了行为期望的相互关系的生活表现作出解释。实验把对工具性行动的日常实用控制提高改进为有序的合作形式，而诠释论则是日常生活的科学形式。（1972，175页）
在《知识和人的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的任务是提供一个逻辑的“理性的重新建构”，它是技术和实践旨趣的基础，由此而显示第三个旨趣，即解放旨趣，为知识形成提供了动力。解放旨趣和其他两个旨趣的不同在于它把通过反思的批判过程结合在内。哈贝马斯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为这一观点的推出奠定基础。他指出，两人都发展了包含着批评和反射行为发展可能性的知识理论，但两人最终都出于不同的原因而失败了。黑格尔的立场之被认为不适当是因为他陷入了一种绝对主义，根据它，人的头脑最终构成一切知识。马克思意识到了黑格尔的这一问题，声称意识通过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由物质而形成。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对黑格尔的这一批评是有缺陷的，因为马克思把劳动和相互作用混合了起来，把自我形成（意识）简化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甚至走得如此远，他把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称之为自然法则。换言之，马克思提倡的是一种“人的自然科学”，它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作出预测。
如哈贝马斯（1972）所提出的，这种立场的实证主义倾向使得“作为调查社会主体自我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批判观点的反思成分”（46页）不可能实现。马克思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的未能把握为实证主义者占据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搭建了舞台，在这里理智只是和科学的理性相等。
因此，哈贝马斯意识到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加以修改的必要，他的做法是拉开批判理论与哲学（黑格尔）或科学（马克思）的距离：
由于对其自身起源的反思，批判理论应该与科学和哲学区分开来。因为科学集中在它们的构成关系，用客观的姿态面对其主题领域；然而相反地，哲学只是太关注某种具有本体地位的起源。（1974，2页）
哈贝马斯通过提出一个“从实际意向出发形成的社会理论”（1974，
3页）对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理性的重构方案。这一步是通过解放旨趣的推出而做到的，根据它，自我反思是在主体间（与单子论相对）的情境中产生的。根据这一观点，真理，或现实，是由社区中有能力的参与者通过理性一致意见的推理过程而产生的。
和技术和实践旨趣一样，解放旨趣也构成知识，但其方式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客观主义的。相反地，它的重点是理性本身随着相互作用的出现而形成。这样的行动具有解放性质，因为它把批判的反思和实际的理性联系了起来；即是说，它把自我形成置于由社会确定的人的关系的情境中。自我反思，理性和解放从而相互纠缠在一起：
反思的体验大体上是在自我形成过程的概念中表现自己的。从方式角度看，它导致一个立场，该立场把推理和自由推理的意志等同起来。在自我反思中，为知识而追求知识与对自主和责任（mundigkeit）的兴趣是相一致的。对反思的追求反思本身为一场解放运动。推理同时受制于对推理的兴趣。我们可以说，它服从一个解放的认知旨趣，其目的是追求反思。（Habermas，1972，197－198页）
通过自我反思过程，解放旨趣被视作个人得以逃脱社会组织机构加于人们的、看上去是自然的束缚。对哈贝马斯而言，通过自我反思的解放可以解构技术旨趣的主导地位，后者崇拜科学方法而且模糊了知识形成中的自我反思行动。通过确定指导目的一理性行动中社会生活的标准，技术统治论意识消除了技术和实践旨趣间的差异。后者反映了人的自我形成的基本条件，把重点放在其主体间性质上。但是，“技术统治论意识使得实践旨趣消失在对我们的技术控制权力扩张的旨趣中”（1970，133页）。因此技术旨趣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因为它通过把社会关系简化为预测和控制问题而歪曲了其性质。
当然，社会中技术旨趣的渗透性问题随着技术日益被接受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万灵药而在社会批判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般人对人类被机械所取代的担忧——从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的角度——转变为试图就技术革命对人类交际方式的影响进行评估。这样的研究方面包括从对每一个新的技术革新的诞生表示欢呼的不加批评的观点，到对技术被视为统治人类意识结构的方式所显示的深刻担忧。
尽管哈贝马斯没有直接明确地讨论技术的形式问题，但他显然对技术进步的轻易被接受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形式。它通过交际能力理论提出了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评观点，该观点假设个人通过由推论产生的自我反思而从客观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中得到解放的能力。交际能力理论使得解放旨趣的观点成熟了。通过它“意识形态上冻结的依从关系”（1972，310页）可以重新建构，把个人从非法的“自然化的”社会过程的统治中得到解脱。只有在对解放的旨趣的情境中传播才可能是未受歪曲的、无权威性的，产生“普遍的实践对话，在这之中我们……真正的一致意见的思想总（是）隐约推导出来的”（1972，314页）。
哈贝马斯的交际能力理论的规范基础在于普遍语用学的发展（1979，1－68页）。哈贝马斯使用“普遍的”这个词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比过去所认识的更广泛的理性概念。它必须把实际推理包括在内，同时把理论推理扩展至超越简化为科学方法的观点。在这一意义上，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识别并重构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1979，1页）。
哈贝马斯在这一任务中的出发点是阐明由奥斯汀（Austin，1962）提出、后又由瑟尔（Searle，1969）加以发展的“言语双重结构”概念。这一观点认为，每一个话语都传达两个层次的意义，一个言语行为如果要得到成功的执行，每一层意义必须为交往者所理解。第一层是命题内容，在这之中话语对世界的本体地位（即对事实的逻辑声言）作出某种声言。第二，在言外语势层次，在参加者之间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此关系使他们互相产生理解。因此，在瑟尔的作出许诺的那个有名例子中（如，“我答应明天把书还给你。”），许诺的行为同时完成着一个关系的和参照的功能：它使一个人以特殊的方式向另一人作出承诺，它传达了世界中某一事物的实际性质（在此例中，未来归还书的行为）。
哈贝马斯用言语的双重功能来表示四个有效性的声言，要使一个话语不受到歪曲，每个声言必须予以实现。前两个与前面提到的两个功能直接相关；即，在命题内容层次，一个陈述对事实作出逻辑声言，而在言外语势层次，一个规范声言表示正确性，即是说，合法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实现第一个、但不是第二个有效性声言的话语可能是军队里一个中士对上尉的命令。“整理好你的领带”的命令可能是一个对事实的正确声言（上尉的领带不整齐），但它显然不是一个恰当的声言，因为它违反了中士和上尉之间一般的关系准则。第三个有效性声言包括真实性，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话语的诚挚态度。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这样的言语揭示了说话者的主观性，其特征由表达性语言所体现（使用第一人称，等等）。因此，“真实性保证了一个用语言代表自己的主体的透明度”（1979，57页）。最后，第四个有效性声言通过说话者互相交流过程中的可理解性完成。第四个声言不仅需要两个说话者大体讲同一种语言，说话不含糊不清等，而且还要求对话者双方都不使用有意迷惑对方或对对方采取支配态度的隐语。例如，医生有意对病人用行话以隐瞒某些情况或干脆拒绝和病人讨论其病情并使其处于服从地位等，这就违反了这一有效性声言。
正是这四个有效性声言一起构成了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普遍条件。在这一语境中，真理出现并被接受，但它并不是通过与经验现实的交流，而是通过对有效性声言进行由推论形成的、不受约束的检试而交感产生的。这一“理想的言语情境”是理性的意志，它代表了共同的、普遍的、但不是特别的旨趣：
旨趣是共同的，因为不受约束的一致意见只能允许大家都可以要的东西；它是没有欺骗性的，因为甚至是对每个人都必须能够识别自己所要的需求的解释都成了推论性意志形成的对象。这个由推论形成的意志可以被叫做“有理性的”，因为话语和协商性的情境的形式特征足以保证一致的意见只能通过经适当解释的、普遍性的旨趣而产生，我说的这类旨趣是指可以通过交际得到共享的需要。（1975，108页）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提出这一表示解放旨趣的理性推论模式过程中，哈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