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批评性的自我反思。当然，这样的分析困难重重。汤普森指出：
至于谈到由疏远而获得的客观化，它受到作为疏远关系对立面的归属关系的限制。对意识形态的评论可能是局部的、不连续的和不完全的。它永远不会在我们所属的历史和社会之外的立场上得到实施。在对社会历史遗产的更新和评价这一永无休止的解释过程中，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仅仅是瞬间的过程——尽管是很重要的一瞬间。（1984b，188页）
任何对话语的特许的解读（在作出真理声言这一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然而，用话语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来分析话语起到了通过对话语与其帮助维持的统治关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而扩展了解释的过程。为服务于意识形态而对话语进行的批判必然牵涉到对统治的批判。
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应采取何种方式呢？汤普森（1984b）指出，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社会分析，其中人们对产生统治形式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考察。这样的分析可以在以下层次上实施：（a）活动，其中对某种具体的相互作用环境进行考察；（b）公共机构，其中对形成和抑制行动的某些可限定的社会结构进行考察（ATT，IBM，等等）；及（c）构成公共机构的结构要素；例如，在大多数美国公司中，正是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了具体制度得以维持和再现的环境。第二阶段要求达到推论分析的水平。汤普森（1984b，136页）主张，“表达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必须被视为……显示一个得到表达的结构的语言构成”。据此，对话语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它在表达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汤普森建议，对得到表达的话语的结构可以从叙述、辩论结构和句法结构等层次上进行检验。对意识形态的分析的第三阶段是解释。这一阶段允许“创造性的意义建构”（1984b，137页），并认识到无论分析方法可能是怎样的正规和系统化，最终应由研究者提出“一个总是充满风险和可以引起争论的可能的意义”
（1984b，137页）。人们正是从这一点来探究话语“就事论事”的潜力，把多重意义糅入单个的形象、短语或故事中。正因为话语的具有多重指称对象并将它们糅合到一个复杂的意义网中的能力才使得推论实践在意识形态上起到作用，从而得以维护统治关系。
汤普森建议，上述分析模式不应被看做包含了各不相同的方法论阶段，而是各个阶段应被看做在整体解释过程中不同的分析主题。在本章余下部分，我想对一个具体的组织故事进行考察，研究它在对统治关系的推论再现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在进行分析时，我将要使用吉登斯（1979）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理论和汤普森提出的分析阶段的理论。
马丁等（1983，439－440页）记录了一位IBM公司女管理员敢于对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表示异议的故事。故事大致如下：
这位管理员是位22岁的新娘，体重90磅，她的丈夫被派驻海外工作，于是，她被给予一份工作，直到他回来为止。这位名叫露西·伯格的年轻妇女的任务是检查人们进入安全区时是否佩戴准确、清晰的身份证明。
和往常一样，沃森在身穿白衬衫的随从们的簇拥下朝她守卫的区域的大门走去，他佩带着允许在工厂其他地方出入的黄色标牌，但未戴允许进入她负责看守的大门的绿色标牌。“我身穿肥大的制服，浑身发抖”，她回忆道，“制服遮了我的颤栗，但却藏不住我发抖的声音。‘对不起，’我对他说。我知道他是谁。‘你不能进去。你的出入未得到许可。’这正是我们应该说的。”
沃森的陪同人员吃了一惊；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曾料到的。有人发出嘘声表示不满，“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沃森扬扬手制止了这声音，这时其中一位随行人员走回去拿来了一个正确的标识。
马丁等解释了这个故事背后所蕴涵的道德意义，他指出，对于组织的高层成员来说，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是“连沃森都要遵守规章，所以你当然应该遵守”，而对下层雇员们来说，故事传达的信息却是“无论谁违反了规章，你都应坚持原则，予以制止”（440页）。故事的涵义在于，尽管其他公司领导会轻视规章，而沃森却为所有的雇员树立了榜样。马丁等用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说明一个组织展示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特别的区别性特征的方式。有趣的是，马丁等显示了这样一个现象：这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相似的故事在许多组织中都可以找到。
尽管马丁等对于上述故事在组织中起到的作用的方式提供了颇有帮助的分析，但他们几乎未指出故事在部分构成这一组织的权力关系的情境中可能是怎样运转的。通过对故事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产生和再现所起的作用作出批评性的解释，可以对故事作出更充分的分析。换言之，下面的分析显示了组织叙述一方与作为另一方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统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首先，对故事的考察需要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等几方面进行，这些环境为叙述过程中展开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情境。故事不会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与IBM作为一个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特征密切地连接起来。在行动层次上，故事的主角卷入到了地位悬殊的相互作用之中，但这种相互作用是由交往双方被要求扮演的组织角色构成的。在这一意义上，出现的行为是因情况而异的。因此，一方面，故事的意义和激励作用由地位的差别而形成，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人所参与的活动是各人在完成他们的组织角色中所追求的目标的产物——伯格扮演了保安员的角色，而沃森则扮演了组织的元老的角色。
在公共机构的层次上，IBM为员工的行动提供了稳定的框架范围。组织成员对于明令规定的和禁止的做法都有相当明确的指示。人们一般都承认，IBM组织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极其重视对权威结构的明确描述，并以传统的、等级制方式构建权威关系。这一等级制度并不以此来决定组织活动，而是建立一种使组织行为由此而形成的解释框架。因此，这样的权威关系形成这类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与该故事相连的情形有可能发生。汤普森（1984b，
135页）指出“公共机构是产生权力的场所，也是统治关系的结晶”。在这一情境中，所叙述的伯格与沃森之间的冲突可以被视为这些“结晶化了的”叙述的例证。这个故事表达了IBM历史中某一具体时空中的“一瞬间”，这一瞬间浓缩了权威关系的基本结构。就以前面所举的秘书一例看，有人也许会说故事的冲突和意义是由体现IBM机构特点的统治的结构关系的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社会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上，人们需要研究IBM公司在美国公司或资本家企业这一更广泛的情境中的方位。伯格与沃森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人际间的交往。相反这两个角色是资本主义基本关系的化身，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劳方（伯格）和资方（沃森）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劳动力以低于本身价值的价格向资本拥有者出售技能的前提下，这样就使剩余价值积累成为可能并使资本膨胀，从而不断再现该制度。在结构层次上，显然伯格与沃森间的相互作用是由这种最基础的关系所构建和限制的。这一冲突是对支撑了IBM公司及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的结构因素的表达和重组。
从推论分析的层次上解开故事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这要求我们展示叙述形式与统治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大部分在前面对叙述结构的讨论中都已有展开。让我再重新作一简要概括。首先，叙述通过描述用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的道德剧来为话语提供一个封闭意识。在这一具体情形下，我们具有明确的叙述结构——地位高的人尝试打破规章，受到地位低的人的干预，地位高的人服从了规章——这样就引导听者得出关于规章制度在这一特定组织中的重要性的结论。其次，这样的故事并不像其他形式的话语一样容易接受相同水准的效度测试，并因此在它们对组织事件的描绘中表现出相当水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IBM的故事无论真实与否，都会在整个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任何人都不会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它是一个故事这一事实本身使它具有能够被无休止地复述的特点，这部分地构成了其象征性权力的基础。
故事的意识形态作用分析中的最后一个层次是解释。在这一点上，我想用前一章所概述的吉登斯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三个功能来为故事构建一个意义。这样的分析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但它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得在前两个分析层次中显示的意义和统治关系之间的联系得以明确体现。
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功能——把局部利益表述为全体的利益——在故事中得到清楚的呈现。我们记得，这种功能使得促进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的社会实践被视为是所有群体的利益。在这一故事的情境中，有关局部利益对全体利益的论题把其自身显示在对规章制度的服从上。就全体利益而言，故事不言而喻地暗示了公司制定的规章是为了全体雇员的利益。一位下层雇员要求沃森遵守规章，这一事实产生了暂停公司的等级制度的效果，局部利益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这样看来，规章制度似乎超越了局部利益；所有雇员，无论处于何种等级，都被要求服从规章制度。
但故事掩饰的是这一事实，即正式的规章制度是由沃森为首的公司精英所制定并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的。IBM是一个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之一是保持尽可能大的市场占有率。这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采取严格的防御措施以保护公司机密。只有走在技术领域竞争的前列，才能保证IBM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故事提到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