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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
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
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
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
的孩子。
5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 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
“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
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
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
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
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 ” 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
“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
我也没什么资金， 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 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
“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6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
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
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
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
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
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
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
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7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
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
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
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
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
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
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
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
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
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
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
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
8
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床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弹性。“将就点吧！”我们常说。
“过得去就好！”我们常听说。把滚动晃动的抽屉摆上卡车哐当哗啦地搬家，是一
种弹性。“没关系啦！”是我们的口头禅，“请裁请裁啦：”是最友好的用辞。抓
起一支牙刷就可以浪迹天涯，是一种弹性。“四海为家嘛！”大家彼此安慰，拍拍
各自的肩膀。
这种弹性像水，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也像草，砥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
街市灯海太令人眼光缭乱了吗？槟榔小贩就装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灯。高速公路
上堵车了吗？路肩就成为康庄大道。“此路不通”的牌子挂了出来？且慢，咱们给
他开出一条路来。
大汉溪河床上那条蜿蜿蜒蜒、崎岖不平的泥路，那大泥坑上两道单薄的木条—
—究竟是台湾孩子的缺点还是他的成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谴责他的违法脱序，
还是赞美他的勇于闯荡、不怕阻挠？
9
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他在读一篇报导：
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湿苔
上的石块，阴湿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
警察工作的线民……用日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精准，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
我在读“天下”出版的《发现台湾》已经是第二遍了。
不瞒你，我没读过台湾史。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正是。我读过中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德
国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吉普赛人的历史……可是，我不曾读过台湾史（其实不必
对你觉得羞愧，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
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
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
着孩子胎记的颜色、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上学时走过的路、第一篇作文……对着
照片本子我轻声“啊”了出来，“对，他就是这一副德性，原来如此——”
黯黄的照片再度提醒我：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三百年前在狂风巨浪中跟路上
岸的是移民，四十年前从拥挤不堪的军舰上仓皇入港的，是移民，也是难民。对移
民，这海岛是个供人开发掠夺的地方；对难民，这是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移民的
开发心态，使原本樟木产量举世无双的台湾今天看不见几株樟树；难民的苟且心态，
使人口早超出五百万的大台北到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畅流的捷运系统。
是因为，当初来的时候，草莽初辟，搭个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所以养成了用
砖块和杂志修床的习惯吧。（华德指着修好的床说：“这床还可以用上一百年！”
我说：“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是因为，唐陶宋瓷都在“老家”，所以不在乎
哐当哗啦地搬家，摔破几个大同磁碗吧。难道不是因为，当年从湖南流离到浙江，
从浙江颠沛到海南，从海南亡命到台湾，身上唯一的财产是奶奶临行密密相缝的一
只布鞋。难道不是因为那流离颠沛的命运，所以我年迈的中国父母到今天还保留了
适应飘泊的自卫本能？你可以赞美他们的弹性，但是知晓他们的弹性来自哪里，令
我神伤。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那是旧社会
的规则。在瘴疠丛生的新世界里，重要的是如何闯出路来。对大自然的险恶，用柴
刀和臂力去闯；对政治势力的险恶，用机智和狡狯去绕。荷兰人、郑成功、清政府、
日本天皇、国民党，各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
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
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这并不稀奇。澳洲人也有这个个性，早期的美国人更是。你也记得吗？西部片
里的英雄，可多半不是那呆头呆脑的警长，而往往是那一枪在手、恩怨自决、单骑
闯天下的好汉。从法治的眼光看，咱们的廖添丁可是个该受管训的甲级流氓。
法，对于台湾移民的孩子，就像大汉溪边伫立的“此桥不通”的木牌，绕过它！
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达到目的，没有人在乎河床地通车严重的破坏环境，没有人
在乎路肩超车会肇成最致命的车祸，没有人在乎槟榔摊上乱真的警用灯威胁了真正
警灯的作用……
那个不能容忍我十公分“侵占”的德国警察会觉得台湾人这种对法和秩序的蔑
视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来欧的朋友也摇头：你不知道，台湾的脱序实在令人难
以忍受，太乱了，太乱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忘了《野火集》是谁写的。可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台湾
人这种山不转路转的伸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