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
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
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
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
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
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
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
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
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
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
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
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
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
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此刻，她在
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
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
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会听不
懂？像俄国话嘛：”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只是看着他。
他没有泪下，他没有大哭，他不曾崩溃，他他他——少小离家老大不回，四十
年浪迹他乡，他已经听不懂自己儿子的乡音。
我看着父亲霜白的两鬓，觉得眼睛一阵热——唉呀，流泪的竟然是我。
老 乡
白洋淀上为我们撑船的是个河北老乡，赤足立在船尾和两个孩子有一句没一句
地扯着。两个洋娃娃模样的孩子出口却是中国话，老乡觉得“真逗”。
“你也会外国话吗，安安？”老乡说，边把船撑进荷丛深处。
“讲两句来听听，安安。”
船上的人纷纷起身去采莲蓬，我一路看荷花看得痴迷，此刻，坐在船舷，却想
对这河北老乡多瞧两眼。
这又是尘封记忆里的“父执辈”哪！那样熟悉的脸型，连皱纹的密度和纹路都
似曾相识；那样亲切的口音，好像隔墙听熟了的“小毛回家”的呼喊。
这不是邵伯伯吗？
邵伯伯来打麻将，总拎着瓶酒。进门见到四个五个流着鼻涕的小孩，从裤袋里
总掏得出一巴掌黏兮兮、皱巴巴的廉价糖果。他边喝酒边打牌，酒喝多了就趴在牌
桌上哭，放声地哭。
邵伯伯的太大留在河北老家，没出得来。母亲赶鸡似地驱逐一堆看热闹的孩子；
邵伯伯还有个女儿，走的时候才刚生呢！
有一天，邵伯伯把牌一推，头栽在桌上，人家以为他又犯了，没想到他死了。
走过千山万水，可还没见过白洋淀这样如唐诗境界的景致。低伏的是涟滟的水
光，贴着水光的是墨色的莲叶，参差出水的是鲜绿的荷叶，荷叶往往簇拥着摇曳生
风的荷花，衬着荷花的娇嫩是后面野气横生的芦苇丛，芦苇丛后就只有那空旷渺茫
的天色。
突然飘起细雨，水面荡出一圈又一圈纹路细致的涟漪。
“安安，你台湾去过吗？”船划出了荷丛。
“去过呀！我在那里生的。”
我倒想知道。邵伯伯是否也来过白洋淀。
命 运
活着的河北老乡和死了的邵伯伯，上了火车的母亲和没上火车的哥哥，砸了碗
的父亲和他来不及一见的“对不起”的母亲，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龙应台与龙应湘，
长在德国却生在台湾的尚未长大的安安……你说异乡和故乡在哪里开始交叉开始分
歧？谁又有选择的权利？
所谓命运。
北京派出所
南方的表哥到北京来会我。他黝黑的面孔像庄稼水牛的皮肤，浓重的乡音好像
还扯着沾泥的根。在房间里，碰见了写《红高粱》的莫言。表哥说：
“你们北京就是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好像在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说：“我是说，你们北京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礼貌地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有点气馁，转而问房里另一位北京人：“这里可不可以买到文字翻译的电
脑机器？”
北京人客气地回答：
“什么机？灭蚊子的机器？”
客人走了，表哥无奈却又不甚甘心地抱怨：“这里的人觉得我们讲话好笑，哼，
可是他们到了我们省里，我们可觉得他们怪腔怪调呢！”
下午五点，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
“是龙小姐吗？”一个沉着的男声。
“是的，您哪一位？”
“我们准备好了。”
“什么准备好了？”我糊涂了，莫非自己忘记了哪个记者的约会？
“嗯——”对方沉吟起来，又说：“你不要了吗？我们就在旅馆门口——”
“您究竟——”我正要口出不逊，表哥把听筒接了过去，连连说：
“就来就来。”
表哥拎起他的塑胶行李袋，轻快地走向门口，手扶着门把，回头说：
“表妹，八比一呢！昨天在友谊商店门口找上我的，有好几个人，约好今天换
钱。”
“等着等着！”我跳下床，把门关上，把他拉回来。
“你从乡下带了多少钱来？”
“九千块人民币！在乡下已经用六比一换成了美金，现在再用八比一换回去，
你看，我的路费都赚回来了。”
“表哥，你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百多块，怎么会有九千块呢？廿年也积不起来
呀？”
“我当然没那么多钱，”表哥安慰着我，“这钱是乡里邻居朋友凑起来的．知
道我要来北京，让我来转一下，大家都可以赚一点。我家隔壁的老张还要我用你的
台胞证帮他买台彩电回去……”
他转身要走，又被我扯回来，我急急地说：
“表哥，你做什么我不管你，但绝对不要在这旅馆的范围里交易。”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家旅馆有个特殊的背景：它曾经是特务头子的私宅。
半小时过去了，表哥还没有回来。我立在长窗前探看，觉得不安：这个南方来
的庄稼汉正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和一个声音沉着神秘的陌生人交易，身怀巨款。
一个小时之后，表哥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你看！”
他将一团报纸包抛在床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床沿，将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揭开最后一张，露出几扎砖块一样厚、钞
票一般大小的纸张。表哥生茧的手握着刚刚换来的钞票，突然颤抖起来：
“白纸——全是白纸——”
我凑近看看，除了上下两张是十元钞票之外，几捆全是粗糙的白纸。
表哥手忙脚乱地将白纸包成一团，跳起来就冲向门口，嘴里不清不楚地嚷着：
“报案！报案！”
“报案？”我一把拉他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违了法？”
“那我不管！丢了这么多钱，非报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来越深，天整个黑了。我坐在房里等着。不，还不到我该出面的时候吧？：
在这里， 我是个外籍人； 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
“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
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
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
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
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
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
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
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
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
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
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
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
“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