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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
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插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
西边人退休时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是他流汗工作的收
获。不努力的人照样没有。德东人领三千块钱当然是少，不过，你要想想，米勒，
要多的话，谁来出这笔钱呢？西边人负担已经够重了！”
米勒尴尬地搔搔头，自我解嘲地，喃喃地说：“是嘛是嘛，谁来出这个钱？”
一直默默走在旁边的米勒太大笑着打岔，“我看哪，昂纳克的共产党应该出这
个钱。他欠咱们的。”
“哦——”我转头看她，“所以您认为昂纳克该受审判？”
米勒抢着说：“那当然。他把我们害得多惨。我今年五十岁了，马上要失业，
你要一个五十岁的人重新去做学徒不成？我最近常做梦……”
高处一扇窗户打开，一个女人倚出窗口，奋力抖动着被子。
“梦里老在想，怎么这革命不曾早来个十年？早来十年我才四十岁，一切都还
可以重新来过，现在呢？”
窗户关上，一只大胸脯的鸽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视走动的行人。
※ ※ ※ ※ ※
树林里有一家度假旅馆，餐厅里燃着灯；在这冰冷的下午，那灯光透着温暖。
进去坐坐吧？
米勒踌躇着。还是不要吧！这是小冷镇最豪华的度假旅馆，一向是那些特权干
部和特务去的地方。时代固然变了，“总是感觉不舒服。”米勒皱着眉头。
“我们听说，”米勒太太说，“那些特务大多隐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边
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其实，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
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
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们隔壁那一对，”先生不同意地瞟着太大，“不吵得厉害？”
“那是由于失业，以前社会主义大锅饭，男男女女都工作，现在不是男的失业
就是女的失业，要不然两个都失业。每天窝在家里，谁都看谁不顺眼。我跟你说，
这时候呀，要离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问我究竟统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闪着明亮的眼睛，“当然是好。东德
已经坏到底、烂到底了，真是谢天谢地统一了。现在这一切的辛苦，我觉得都只是
过渡的、暂时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
她抬起脸望着丈夫，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不知怎么的，
过去有势力的人现在还是有势力。说是改朝换代了嘛，怎么从前党部的头头什么的，
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有限公司总经理……您说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着。
我们在他擦得发亮的欧宝车前握手道别。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过去。卡斯纳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头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确实是栋好房子。两层楼，占着市中心枢纽的地位。墙壁经过粉刷，在灰
黯的街景中特别显得漂亮。
“你大概觉得，”卡斯纳用揶揄戏弄的眼光睨着我，“五十岁的米勒要失业了，
可怜死了！？”
我以静默自卫。
“这房子，值好几十万，他可是小冷镇的资产阶级哪！我问你，这房子怎么来
的？”
我们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纳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对着他家乡的天
空长长喷出一口烟，看着烟回旋缭绕。
“我从头说给你听。米勒工作的这个电脑厂，当然是国营的了，生产电脑。后
来，党中央里头有人说，共产党得为小老百姓多效劳，所以下了个新命令，这电脑
厂也得开始生产什么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电脑厂当然做不来，就偷偷向别人买成
品，拿买来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当年就专门负责这秘密采
买的任务。既然秘密嘛！当然账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卡斯纳弹掉一节烟灰，站了起来，“总而言之，他那栋价值连
城的房子，就是他长年收取回扣的收获。懂了吧？”
我懂，咱们走吧，我说。
效率就是等待
苏联驻西德大使馆的铁门前，有一个小房间，那是签证的地方。
和别的国家一样，发给签证的人和需要签证的人隔着一扇玻璃窗；和别的国家
不一样，苏联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镜子——里头的官员可以清楚地看见你，你
却看不见他，完全是“敌暗我明”的设置。
轮到我了。“藏镜人”却将我的证件粗鲁地推出来，冷冷的声音说：
“台湾护照，不能办观光签证。没有外交关系。下一个！”
跟一个你看不见的人理论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张口结舌地试图说服这有权威
的影子，影子却把证件推得更远。用德语我不会骂人，于是改用英语：
“你这个人真是蛮横无理。电话上不跟我说明白，让我订了旅馆、买了机票，
现在才说不行。你简直可恶！”
影子静默了一会，伸出手取回证件，竟然客气地说：
“我会给莫斯科外交部电话，要等他们决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后，外交部来电，给
了台湾人观光签证。
到了苏联，排山倒海而来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效率，躲都
躲不过它的折磨。
机场的各个门口，耸着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国来客。
大部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司机，来赚取外快。
“廿块美金到宇宙大饭店。不要卢布。”
几天大雪，机场外面像个劫后地区，肮脏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车埋在里头。
每一辆汽车都包着一层黄泥。透过泥泞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泞
的覆盖之下。车辆过处，泥泞喷溅，穿着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饭店接待柜台前，已经排着长龙，疲倦的旅客争着一张床。站了一个小时之后，
轮到我。取出事先付款过的旅馆订单，接待服务员却摇摇头：
“不是正本！不算数！”
“正本被你们大使馆收走了。只有副本，怎么不算数？”
“不算数就是不算数：我们只认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总会解决的，不必绝望，但是你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小时，
排了一小时队，然后还要打起精神来和服务生理论、求情、愤怒……算了！
提着行李，离开饭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签证上写着：“外国人抵达苏联，必
须径自前往预定地点，并立即申报流动户口登记。”现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
它了。
坐在客厅里，我想打电话给其他饭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没有电话簿这种东
西，电话何从打起？而事实上有了号码也没有用，因为旅馆并不个别作生意，招袜
客人，而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叫做Intourist统筹分配旅客。
一年几百万的旅客， 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排列组合， 分配到各个旅馆去。在
Intourist的柜台前，我又等了两个小时。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饭店。
这是莫斯科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饭店里有传真机设备吗？”
小姐摇摇头，“没有。”
于是我在外面奔走，四处打听哪里有可用的传真机。精疲力竭地回到饭店里，
在大厅买报时却发现那儿就有专门为旅客传真的部门。
打个国际电话吧！
先排队，轮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打欧洲？
“今天申请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么时候？”
“明晨七时。”
“不行啊，那是欧洲的清晨五点，太早了，可以换别的时候吗？”
“不行，就分配到这个时候！”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电话响了，接线生说：“西德电话。请你将话筒暂时挂上。”
话筒挂上了。却从此再无消息。一切重新开始；排队、填表、等待、等待、等
待……
到商店里买个东西吧！
进了拥挤的店，你要排三次队：第一次，排队等着看柜台里有什么东西。一个
小时过了，轮到你。看中了一样东西，去排另一次队——付钱。一个小时又过了。
付完了钱，你取得的却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收据；拿着收据，你得去排第三次队，
取东西。一个小时又过了，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大概是一盒洗发精。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开的俄罗斯家门
“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
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
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
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
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
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
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
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
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
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