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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
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
月薪大约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
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
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
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
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
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
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
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
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
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
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
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
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
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 ※ ※ ※ ※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
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
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
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
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
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
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
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
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
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
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
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 ※ ※ ※ ※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
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
控制?”
“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
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
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虐待,父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
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
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
全,我们就不多收人,品质自然就维持了。”
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
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
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么标准呢?
“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
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
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
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
‘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
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
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
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
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
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
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
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
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 ※ ※ ※ ※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
“丹尼有没有来这里?”
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算术等
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
“我们的孩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
穿衣服。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
的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操作。
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坐下来描一张
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多说话,
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戏,就可以马上
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
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而去亲
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启发,也要
从‘玩’中得来。”
※ ※ ※ ※ ※
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人员、有
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基础。当然,幼
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有怨尤),以及妇女在
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都不合格
——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的孩子们呢?瑞
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
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
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
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而迫不得
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照顾幼儿,或者
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
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 , 那么它至少也应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的气氛、专
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辐射器、中文电脑、
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
阿 敏
没有人注意角落里那两个人。他们一身武装,背着短机关枪,两手放在随时准
备射击的部位。天晚了,疲惫的旅客意兴阑珊地走向登机口。两名瑞士守卫的眼睛
像隐藏的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巡视整个机场大厅。
这班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