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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比较一下三个地方的车况和车费。朱泾的车是最整洁的，生意也最好，除轮胎之外什么地方都干净。亭林的三轮车是最差的，生意不振，除轮胎之外什么地方都不干净。松江的车子则严严实实，难辨脏否，只知道这样厚的盔甲，一枚两枚的“地对地”还打不穿，TMD要有这玩意儿，就成功大半了。车费方面，朱泾的上车2元，车夫不会说什么，但倘若你给他5元，他必找你2元。在朱泾为节省车费可以吓人一下，先不动声色要辆车，在路上把朱泾有什么路一一道来，最好和你祖宗扯上些什么关系，以示对朱泾镇的熟悉，仿佛把你扔在下水道里你都有本事从自家抽水马桶里爬出来。车夫一听以为是老朱泾，不敢贸然动刀，届时给他一块钱，他也大多会无话可说。而在松江没有特殊情况，不会二价，5元，少一分不行，多一分随便。亭林则是个因人而异的地方，碰上个好车夫，给他一块钱，他能拉你去追探索者号科学卫星；碰上个坏的，摸一摸他的车都要5元。
梁实秋说三轮车里可以看出人性的残忍，乍一听像有那么回事，其实不然，因为残忍首先要建立在强迫上面，而车夫从不会用刀架着你脖子命你坐车，你也不会用枪抵着车夫逼他减价，况且乘三轮车不比吃饭大便那样非执行不可，你大可不乘，毕竟路漫漫总有走完的时候。这种纯粹是一个愿坐一个愿拉，反可以看出乘客的懒惰和虚荣，甚至还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三轮车和一个地方的人有许多共性。
韩寒五年文集
读《人的末日》（1）
《人的末日》是《论死亡》的精华本，恩莱特教授在茫茫书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将找到的死汇编成一本30多万字的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在这30万个字中找好的死，删编成“五角丛书”的《人的末日》。这本书在学校图书馆角落里，从登记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过，但封面却很皱——这很好解释，题目太吸引人了。其实，这本小册子细细读读，还能给人许多死之内或死之外的启迪。
书的前言中，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两样都不讳忌。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什么“斯”，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外加一个“译”字，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总的感觉，中国文人太可怜。其实，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除了恩莱特对中国文学、哲学总体的不了解外，还包括中国文人向来觉得“死”这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偶尔写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记，只待夜深人静时自己品读，并“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国论死的东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赘笔过多，像什么“她的母亲薄氏，又催促我写一篇祭文”之类，仿佛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约稿。归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来看去终究像在看小说。不过比起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祭文”来简约多了，因为那些祭文像大说，只是多加了几个“吁”、“呜呼痛哉”的感叹和“谁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叹，好在那时西洋文化传通受阻，要不则成“虐我太cool”，真是“呜呼”几下了。
再逐条读这本书，发现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们津津乐道的“死神”是个什么东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说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学》里有一段话：“死神十分尖刻，几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尽管你宁愿避开，可其身上有种东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欢，但你又害怕。”读过以后，我大为吃惊，以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气更大的霍班的《克莱因蔡特》使我确信死神是个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边剔手指，一边自言自语，并说‘我从没有这么剔净过手指，这真是个肮脏的差事……’”这说明死神的肮脏比起许多男人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男人再脏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还要了解地狱。雪莱曾把地狱描绘成是伦敦，“人们纷纷堕落”，脏乱狭小不堪。而雪莱显然悲观了，相反地，英国颓废主义代表劳伦斯在这方面显得并不颓废，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里说“死人的住所特别大特别美”，这又让人难以决定死人到底呆在什么样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里，坟墓却总是个好地方，好像坟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内人会不会“爱上一个不回坟墓的人”。
想想，科技发展飞速，公元前2000年人类的美好设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经实现了——不，只有一条，在《基尔加姆史诗》里，乌特拿比希蒂姆说：“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们能否建一幢永不倾圮的房屋？”我很遗憾要告诉乌氏，不能，不仅不能而且现在我们的房屋还没你们的牢固，别说什么经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时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
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说：“谁要是目标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便是撒谎。”完了，这年头撒谎的人太多了，许多人都说“我不怕死”，也许死来临时，就“怕死我了”。
埃斯库罗斯在《尼俄伯》中说：“惟独死神不喜欢礼品，无论奠酒还是献祭都毫无助益，他没有祭坛，也听不见颂歌。”我纳闷为什么现在有些当官的没当死神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悲剧大师埃氏没写清楚，万一死神喜欢女人，那真是个大悲剧了。
Z。赫尔伯特在《卡吉达先生思索地狱》中说：“地狱最底的一层，与流行的说法相反，这里既未住着暴君，也没有弑母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追求别人身体的人居住的。它是艺术家的避难所。”其实，许多艺术家的确很配住进“流行说法”中的最后一层，就冲着最后一条。同文中：“撒旦也资助艺术，他为艺术家提供安宁的环境、美味佳肴和与地狱完全隔绝的生活。”如果我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就下地狱去找撒旦。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说：“我就这样在一吻中死去。”这个意境很符合麦柯尔·开宁的剧本《死吻》。最近在一本地摊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新婚夜，新郎吻死新娘》的奇文，看来这年头接吻还需要理性，狂吻之余还不要忘了两个鼻孔也能进气，不要闲置不用，辜负了上帝的精心设计。
阿尔维莱兹在《野性的上帝》里写伦敦警署能鉴别投河自杀的人是死于负债还是殉情，因为殉情者会为解救自己而死死抓住桥墩，手指破裂不堪。相反，负债者像块水泥板一样直沉下去，毫无后悔之意。可见殉情也是一时冲动，最后想通感情这东西可有可无，不像钱，非有不可，你无须对感情认真，而债主会为你欠他钱而认真。
《圣经·所罗门之歌》中说：“如果有人想用自己所有的家产换取别人的爱情，那必定受鄙夷。”《圣经》显然过于神圣了，其实上面的情况不仅不应受鄙夷，还应受表扬。真正要鄙夷的应该是想用自己的“爱情”换取别人所有家产的人。
韩寒五年文集
读《人的末日》（2）
安裴罗·维斯帕西安死时感叹：“啊！我想变为一尊神！”其实，当神也没有什么好处。《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有一段文字描写圣城耶路撒冷，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可见神大不了也只是一个照明工具，说穿了就是只大一点的手电筒之类。
以上胡侃一堆，不着边际，而且怕会犯着一些“空气”管理人员，真是不敬。其实，活人说死就好比富人论穷，是说不深刻的。死亡是什么，我们无须探究，引用汤因比的一句话：“死亡是生命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活着的生物结构增加一些复杂性。”下半句说明死亡好似哲学，但既然哲学之外的道理比哲学之内的道理更有道理，“死亡”也是一样的。
韩寒五年文集
小镇生活（1）
这是我在小镇呆的第四天，书的腹稿已经打好，只差搬出来写在纸上了。不过小镇的宾馆实在太吵，外面天天施工到半夜。服务台说，这就是小镇在日益发展的象征。我有点生气地说，你们宾馆扩建至少要保证客人的休息吧。你别以为门口挂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人家就当你是五星级的宾馆。服务生有点忍不住了，说你要安静就去古镇区租间房子。
她的话刺激了我。我收拾好行李，和这家宾馆匆匆而别。
小镇非常古老，分两个镇区。古镇区的明清建筑保留完好，政府正要开发这里。游人尚不如织的原因是，小镇一来名气还不响，二来没有过哪个名声显赫的人物在明清两朝里住过这里，缺少名人故居，所以对一些没有文化的游人来说这里缺少了一种文化底蕴。政府常抱怨明清的文人没眼光，只知道人多力量大，成群结队往周庄跑。
我经过小镇的柳永弄。弄名是政府给起的，原来叫万福弄。因为万福弄弄口有一棵柳树，所以有人突发奇想，把那柳树围起来立块碑，说这是《雨霖铃》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惟一指定柳树。柳永弄因此得名。
在柳永弄的尽头有一张租房启事。房子就在附近，旧式的，看上去很美，住下去很难。不过，这里宁静多了。我在楼下看见靠窗的二楼正好可以摆书桌，正对一条小河，是个写东西的好地方。
最后是我和一个落魄小子合租了这套民居。他搬进来的时候，只见一大堆一大堆的画具。
“画画的？”我顺手拈起一支画笔问。
“嗯。”他继续搬箱子。箱子里都是他镶了框的画。
“可以看看吗？”
“随便。”
我拿起一幅画欣赏，很写实，我看明白了。金黄碧绿的田地，欧洲式的农舍，一条泥路从近处铺向远方，远方有类似牛马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