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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出血，经常要洗涤内衣裤，所以就要求看守多配给一些，看守发火了，大声嚷嚷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那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月配给你一块肥皂已经蛮优待了，有些地区的居民，每月每户也只配到一块。〃那种用稻草打成浆制成的粗手纸也停止供给了，代用的是用旧报纸、破布及烂绳等打浆制出的更粗更硬的手纸，那种硬得像纸板一样的呈灰黯色的粗劣手纸上，还能清晰地找到这些旧纸、破布、烂绳的原来面目。就是这种手纸的代用品，也得每月定量供应。已批准我购买的鱼肝油和维他命丸，也经常买不到。盖在饭上面的肉，只能说是一小块肉油膘。供应的不足及缺乏，看来连看守本人也受影响了。许多人都消瘦了，包括那个总是精力充沛，昂首阔步的军人看守，看着也沉默和消瘦了一些。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遭受到经济的破产，这是每次政治运动后必然的结果。报上刊发着农民自动要求减少他们微薄口粮定量的消息，农村党支部则提出要增交公粮。这是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以来，出现的第二次饥荒和供应紧张。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报上还报道了许多关于一些先进人物努力增产，并减少自己本身对粮食及商品的消耗和需求的事迹。但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每天仍旧约有一半版面批判〃走资派〃的文章，他们同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时，这些报道的内容都集中论述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学说〃，以驳斥资本主义那套强调军事技能和武器作用的谬论。那两位被打倒并在遭批判的军事领导，是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他们被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每天，报上刊载的有关批判这两人的文章，通过扩音机向我们广播。他们批判这两位军事领导者强调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先进的武器，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因为这两人早在几年前就被撤职，并交给红卫兵及造反派对其加以迫害了，因此这种对他们的继续批判，仅仅是说明当时其他共产党军队领导人，也持有与他们同样的观点而已。
持久不断的折磨和隔绝与人的交往，可怕地侵蚀着我的思维能力。隔离审查，深切地令我觉得自己意志在日益消沉。因为缺乏肥皂及手纸，我无法保证身体的洁净，这也令我暮气沉沉，打不起精神。即使报上时有关于共产党及军事领导之间不同观点分歧乃至尖锐的争辩，也已无法刺激我。我每天坐在木板床上，倚着卷起的铺盖，整天昏昏欲睡，感觉万分疲劳，已病歪歪得不想动弹了。
到初春时分，我又因肺炎被送入监狱医院。那次我恢复得很慢，待回到看守所时，已是五月一日了。天气已转暖。虽然生活条件变得更艰苦，但温暖的气候，多少令人感到好受一些了。我觉得自己，又一次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从死神的魔爪中挣扎出来，又活下来了。一天，风和日丽，我被允许外出放风，发现墙边的那棵法国梧桐，已覆着一层嫩绿的新叶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奇迹。
自共产党〃九大〃结束后，各省市都建立、恢复了党委，从而加强了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一元化领导。这样一来，我就更难从报上了解到监狱墙外所发生的事。在文化革命动乱高潮之时，那些对〃走资派〃的激烈批判材料中，常常暴露出共产党领导内部的激烈斗争的内幕。造反派的动笔杆子者，当时多为非党员，因此当他们在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时，无意中会泄露一些一般不可以让老百姓知晓的内情。此后，在《解放日报》上，已看不到此类文章了。所有的批判文章都是由共产党宣传部指定的职业写作者来撰稿的。文章内容还是那老一套官话、套话和过时的理论。这些都被利用来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冠冕堂皇地说出了那些极左分子想说的大道理，且又说得漂亮而圆滑，让人抓不到把柄。
我觉得中央又在进行一次新的斗争的念头，最初是从报上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上发现的，陈怕达，最早炮制文化革命的一位激进派领袖之一，他的名字找不到了。随即就是针对他的不点名的批判文章，开始在报上出现了。文章指责他口口声声自称〃小小老百姓〃，实质上是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名字突然从报上消失了，说明他的遭遇已大为不妙了。
这件事的发生令我困惑不解。因为众所周知，陈伯达和毛泽东亲近，曾长期担任他的亲信秘书。在文革中，他虽然没有像其他领导人如江青、林彪等表现得如此白炽化，但老百姓都认定他是毛泽东的亲信。
待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好久，我向几位朋友和熟人问及陈伯达被打倒之事时，他们告诉我，似是在一九七零年八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法。其中一个主要议程，即为刘少奇打倒后，无人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是否取消？陈伯达则提名林彪继任国家主席。当时，〃九大〃召开了不过一年零四个月，而林彪的权势，似已扩张得过快了，毛泽东不希望再加强林彪的权势和地位了。因此他表示，不要再设国家主席了，并建议由人大委员长来代理并执行此职。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指责陈伯达的建议是一个反革命的举止，是阴谋要使中国复辟到文革前的局势。
也有人跟我说起，中央委员会议上讨论的另一项议程，是有关中美关系。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通过第三国作中间人，美国愿与中国改善关系，周总理就说服毛泽东，要是美国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台湾政府，那么联合国里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会承认中国。这样不仅能使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最后能以较少的代价而从速解放台湾。但林彪和陈伯达两人都竭力反对与荑国和解。他们强调美国作为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要之国，天生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敌人。
但就我所听说的，打倒陈伯达，其实是意味着对林彪的警告。由此林彪也得出结论，认为毛泽东对他的重用已到头了。这就导致了后来林彪那次失败了的政变。不管怎么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都证明，九届二中全会有其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结束了林彪短暂的统治王朝，令林彪的权力在与周恩来总理相比之下，一落千丈。
一九七零年当我还受押在第一看守所时，我就意识到陈伯达的被打倒一事，万万不可忽视。我一直观望着局势的进展，期待着或许哪怕是一丁点的，表示局势有所好转的征兆。那年秋天国庆日，我在报上看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在这样的节日里，毛泽东是经常与一些著名外国人士并肩观礼。但给予一个美国人以这样的一种荣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斯诺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著作《西行漫记》，为促使世界以一种同情及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对此已有经验了，凡属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往往有其不可捉摸的作用和含义。因此，我就特别注意这一则新闻报道：在中国国庆日，他与一个美国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一起检阅成千上万狂热虔诚的举着他的画像，喊着颂扬他的口号，唱着他的语录歌的游行队伍。
国庆节后不久，报上又报道了北京方面与加拿大政府，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五项和平原则为：互相保持各自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剁，和平共处。加拿大保证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我想毛泽东是利用与加拿大建交这一举，向美国表示，假如美国愿意放弃台湾，他就愿与美国和好。他以与加拿大建交之事，表示他也愿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我内心不禁觉得兴奋，并充满了希望。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倾向西方，那真是太好了。
朔风又起了，但这次冬天的来临，却没能使我的意志消沉。这还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我觉得似乎情况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一阵凛冽寒风呼啸过后，一片落叶给刮进我的牢房，我把那片金灿烛的黄叶捡起来久久地凝视着，心想，这是希望和好运的预兆。
我的心情开始日趋平和，不再那般阴郁了。我在囚室里盼着再度的提审，心想我的苦难已到头了，假如他们再有什么提审，事情一定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我错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的一个下午，我被召去受审。这次提审来得突然，令我猝不及防。在随着看守穿过院子时，心里紧张得咚咚直跳。我几乎不曾觉察，外面一场大风雪即将来临。刚抵达审问室门口，冷不防一个看守将我猛一推，我打着踉跄跌入室内，里面已候着好几个看守，不等我站稳，他们就簇涌上来对我大肆围攻、谩骂。
〃你这个帝国主义走狗！〃一个看守说，〃你是工人农民的可耻剥削者。〃又一个叫嚣着：〃你这个反革命！〃如是轮番辱骂着。
顿时，审讯室里一片叱责和罟骂之声，一张张脸庞都让仇．恨和敌意给扭歪了。其实他们相继对我施行的这一套，我早已习以为常了。他们不仅对着我大声叱斥，还将我像踢皮球那样推来搡去，从这个看守这儿推到那个看守那边，以示对我的嫉恶如仇。我想努力将身子站稳，无奈只觉得头晕窒息，气都透不过来。未及回过神，猛地一年轻看守一把抓住我棉袄的衣领把我往他身边拉去，我清楚看到，他那双眼睛里，闪烁着虐待狂的快感。随后他又咬牙将我用劲一推，以示对我的刻骨之仇。我摇晃着往后打着踉跄，一下撞在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