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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里舒也认为物理定律用来解释有机事件是不够充分的。他试图用一系列论点来证明生命自律，其中最重要的论点是主张有机体不是机器。他用实验表明，如果把那种处在有机体的某个部位时会发育成眼睛的细胞，移植到另一个通常是生长耳朵的部位去，那么这些细胞长成的是耳朵而不是眼睛。因此，有机体的各个部位是可以互换的。杜里舒把这种系统称为诣势系统。现在，机器可以指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无例外地遵从物理定律的系统，另一种是其中每个零件都有一个确定功能的系统。杜里舒把一个概念转换成另一个概念而没有证明这两个定义是等同的。而他整个的论证要依赖于这两个概念的等同。
杜里舒的第二个证据是基于目的论的一个特例，其中，感受性的问题占有一席之地。尸体以一种确定不移的方式发生反应；与此不同，有机体能在不同条件下对外界刺激发生不同的反应。刺激和反应在其各个部分中并不都是均匀同质的，它们只有作为整体来说才是如此。在无机自然中，相同的刺激总是引起相同的反应；在有机自然中，按照杜里舒的说法，情况就不是这样。他用电报作为例子来说明这点：电文“约翰在家过完了一天”引起一种确定的反应，该反应既不依赖于电报的外观，也不依赖于电文的措词：但假如修改一字（把“一天”改作“一生”）就会引起一个全新的反应。对这类例子，杜里舒谈到一种“有机体反应的历史基础”。针对这一论点，我们可以说，这类例子并没有排除用相同的方式在无机领域和有机领域内解释反应的可能性。即使在无机领域，刺激的极小差别也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为了解释有机体中刺激与反应的不同，只要设想一种十分复杂的机械装置也就行了。
杜里舒有一个想法是正确的，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杜里舒认为：在所有证明生命自律的实验中，主要之点是要在十分相似的条件下发育出十分不同的东西来。现在，假如没有可感知的不同——亦即，存在于空间的东西并无不同，那么就必须假想一个新的原因，这一原因由于它的非空间性而与物理事物相区别。任何物理事物都一定处于空间性的坐标系内。假想的非空间性原因被杜里舒指称为生命的内部自律——或者换个名称，叫隐得来希。为了证明生命自律就一定要表明，有机体中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时刻能发生不同的事情。但是，上面所给出的细胞移植（眼睛——耳朵）的例子并没有提供这种证明，因为该例中决定发育的是不同的环境；因此，这是一种空间性的处理，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有非空间性因素的存在。
在有机界中，无论我们考虑生殖、遗传、明显自发动作等现象还是考虑任何其他事实，我们找不到什么问题是专门科学——生物学，以及间接地，化学与物理学——所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会造成任何原理上的困难——认识论的困难——以至于其解决需要哲学的帮助。对于遗传性的问题，的确有人说过，一个拥有其全部特性的完整的个体如何能包含在象人类精子那样微小的物体之内，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从认识论的观点看来，这并不难于理解——它根本不是什么奇迹，——因为一切量值的相对性告诉我们，物质的最微小的粒子所可能有的相互区别正如人体所可能有的一样多——亦即具有无穷的多样性。一切所谓的生命现象之谜，可以说，仅仅只不过是量方面的困难：它们并不是由生来分隔的领域之间的联接所产生的。这样，对于自然哲学而言，有机体不过就是一些特殊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它们被包含在物理世界图象的完美和谐的秩序之中。
关于量子论与生物学的关系，请参阅石里克的论文《量子论及自然之可知性》（《论文集》维也纳1938；再版于《定律、因果性和概率》维也纳1948）。
附录一 必然性与力（第三章的补充）
在思想史的初期，自然概念的内容更多地用人性的形式来表示。其时，原因被看作是一种努力，一种奋斗；人们认为这种努力或奋斗，可以说，根据必然性从其自身中排出了结果。因果关系被设想成是联结原因与结果的真实环节——这是休谟在他当时即已抨击过的观点。到了晚近的阶段，那种认为结果是由原因通过某种决定之类的东西而不得不产生的神秘观念，被马赫称为拜物教的残余。马赫整个地抛弃了因果概念而代之以“函数的”依赖关系（模仿数学中使用的术语）。但是实际上这仅仅只是名称的更换而已。很难理解，为什么自然中的实在的依赖关系，只能仅仅被当作数学上的逻辑概念性的关系而不能被指称为“因果的”关系呢？特别是原因与结果概念的定义完全可以和拜物教不发生关系。
在我看来，远为危险的是拟人论或拜物教；它们是那么容易和自然津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律”这个字容易引人误解，因为它本来使用于人类社会，指的是一种统治机构的法令，用以强迫被统治者接受某种一定的行为类型。“律”这个字正是在这种用法上被借用过来的。但是自然律则决不是加于自然的一种法令，决不是对事物实施什么所谓强制并要求事物加以服从的。自然律只是一种单纯的公式，它描述自然的实际行为而不是规定自然应当成为的模样。
因果性的概念包涵着必然性的概念，从而自然律的概念也包涵着必然性的概念。但必然性概念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它不再指强制之类的东西（这是“自由”的对立物，它意味着有意识的存在物的努力或奋斗），而是指一种规则性（这是“偶然”或无规律的对立物）。这儿，必然性指的就是普遍有效性，既不多些也不少些。这句：“A 必然随着B 而发生”就其内容而言和句子“每一次只要状态B 发生，状态A即随之而发生”是完全等同的。前者没有比后者多讲了任何东西。由此可以看到，在自然界，只有当相同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重复发生时才存在因果性、定律或必然性的问题。只有当相同的（或至少，类似的）过程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发生时，陈述“A 每次都随着B 而发生”才有意义。自然的均匀同质性乃是定律概念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一个观点应该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人感到奇怪了——因为全部知识，并因而也包括了自然律的构写，都是以世界上各种类似性（同一性）的发现为基础的。
和那种由于原因及必然性的概念所造成的错误相比，类似的错误也往往作为另一个概念的后果而产生，——这就是“力”的概念，它有时甚至被拿来与原因的概念相提并论。即使在今天，人们有时还相信力是自然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从而不自觉地想象有某种类似于意志的东西在那儿竭力奋斗并指向某一目标或目的物。由于观察到手一松石块就以一定的加速度落到地上，人们就把这归因子地球的“重力”，正是这个地球“力图”把石块拉向自己。基尔霍夫，尤其是马赫，十分正确地指出，象这样的拟人论的概念，不管从力这一概念的起源来看是如何容易得到解释，它们与物理学却是毫不相干的。力这一概念的起源无疑是来自肌肉的用力，这种用力是人在试图移动物体时所体验到的。人们观察到越是要使移动加速，为移动物体所必需的肌肉的用力也就越大——此外还取决于一个由物体性质所决定的因素，该因素称为“质量”。这样，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被定义为力的度量。（这样下定义的是牛顿。）
要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确定了某已知质量的带电粒子在某电场的给定点上具有的某种加速度，我们就能——按照定义——说，在该点上正有一个力作用于该实验粒子，这个力等于粒子的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但显然，我们绝对不应当设想在电场的该点上存在着一种“奋斗或努力”，正在用足力气把这个粒子不是拉过来就是推开去。我们所能作的唯一断言就是，在该点上呈现着某种状态，或者发生了某些过程，而这可以被认为是造成加速度的原因。要是我们想要把“力”与这一原因等同起来，那么力就只不过仅仅是场过程本身的一个名称，而这种命名法将是极不适当的。要是我们不把“力”这个词解释为指一个过程，而是用它来指过程中的某种规则性，那么这就和物理概念结构的意义符合得更好了。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一点：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力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运动的一种任意的度量，它等同于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此外再无别的意义。但是这样一种观念是很难成立的。力不是一种单纯的度量，它本身就是用上述的乘积来度量的。力（在我们的例子中）不是被设想为某种处于物体本身的运动之中的东西；而是某种既在运动的原因之中，又在决定运动的场过程之中的东西。举例来说，上述结论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出：当代力学（爱因斯坦力学）已不再认为力＝质量×加速度这一方程普遍有效，而只是认为该方程在速度极小的场合近似地有效。如果问题是一个完全任意的定义问题，那就不可能是这样。实际上，在这一争论中我们有十分确实的经验材料的支持，例如（理想地表述）如果两个不同质量不同速度的粒子，先后置于相同的外界条件之下——例如，在某电场中的同一点，——它们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差别。但由于我们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