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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打着他的牌。他知道俄国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回，他利用俄国人的焦急心情，向苏联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的军官进行培训。他感到满意后，遂起草了一份公开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且很快实现了诺言。9月17日，当他再次越过蒙古找到他的部队时，他又重新正式担任司令。在黄河北部沙漠城镇五原，他领导他的军官拟定了支持国民革命的〃民众誓言〃。
陪同冯返回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共产党员。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⑦。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他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他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中国小组的领导人是刘伯坚，他曾经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也受过苏联军事和政治的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的部队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并在该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回国。按照他的传记所述，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志愿去那儿的（尽管在他的传记中未记述他在莫斯科曾见过冯）。他的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适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
第四章 身处险境
1927－1931年邓小平回到了内战纷纭的祖国。这以后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有生命危险之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之后，在西安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作政治工作的四个月。
在西安，邓小平身兼三职，两个职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他担任了中山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处处长。该学院是由刘伯坚（后来成为邓的领导）创建的一所培训学校。刘伯坚＊是该校政治教员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书（应为邓小平。译注）记。邓小平的公开工作有两项：一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然着重宣传的是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外一项工作是发现和交结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他的秘密任务是主持共产党一个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少有几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邓的工作之一想必是把他们分派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经他输送出去的军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接纳了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主力部队。
邓小平在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分裂成两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军队中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因此坚定地反对农村的社会革命。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抵制外国势力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会妨碍国际社会及早承认新生的国民政府。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像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在l926年初那样，想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分裂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1927年3月，蒋开始采取分裂行动，整个春天和夏天，他在其所控制的省份（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所有长江以南的省份）展开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和左翼国民党组织都受到袭击。3月，在赣南的重镇赣州，一名军事指挥官拘捕了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并将他处死，从而揭开了蒋介石分裂活动的序幕。4月份，他开始在上海公开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活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黑帮匪徒，有的伪装成工人，肆意破坏市总工会在港口和产业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在巷战和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有传闻说，铁路工人波活活地推进燃烧着的火车锅炉中。这也许并不真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会组织者和普通工人被公开处死，而且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军队就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很多共产党员牺牲了，其中就有工会的头头王寿华（他是在一个青帮头目家哈完饭出来时被捕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赵世炎。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幸免于难。他虽然被捕了，但他运气好，在被送到军部时被一名热心的军官释放了。
大屠杀在南京、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其它一些小工业城镇蔓延开来，而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风，也随即举行了抗议活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工头被掉。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蒋介石更在南京另立政府。4月底，左右两派最终正式分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左翼国民党合作以争取和控制他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认为，湖南（毛的家乡）的数百万农民已准备就绪，可以举行革命暴动，因而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另一些人，如总书记陈独秀，则倾向于妥协，尽管他们对长远的国共关系也持悲观的看法。而当时的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斯基，由于托洛斯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无一致，斯大林便指示左派统（托洛斯基的观点与毛洋东的思想并不一致。译注）一战线维持现状。鲍罗廷当时认为国民党人即使冒与共产国际闹僵的危险也会抵制农村的社会革命。在5月下旬召开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斯大林虽然引用了鲍罗廷的观点，但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而不应该与之分裂。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左翼国民党直接合作①。这些指示随后下达给了鲍罗廷和陈独秀。
从那以后，共产党的处境越来越糟了。6月，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当时最有影响的左翼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了斯大林本人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陈独秀和他的同事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并采取行动阻止反革命军官的〃过激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同月，冯玉祥在北方的一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美言了几句，然后宣布要与蒋介石合作，并告诉一群记者说，他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位本来忠于国民党左翼的拥有实权的将军也开始公开要求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武汉政府中撤出，但仍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从基层〃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但已为时太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互从对方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陈独秀在整个夏天一直处于困惑之中。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因为害怕）。这时，他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于6月份离开西安来到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出于工作之便，邓得以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的寿终正寝。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7日离开了汉口。他和他的俄国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另外火车上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就斯大林的个性来讲，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本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他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30年代。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反犹太运动。1949年他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监狱里，享年近七十岁。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邓改用邓小平这一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像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必要时，仍一直继续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四个文件，但未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其它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全新战略的过程。
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尝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