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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布兹试试看，对。要是——但愿不要这样——你在那里也不开心，只管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九年级就要结束之际（热哈维亚学校五年级），我突然放弃了童子军，基本上不再去上学。我终日穿着内衣仰面躺在自己的房间，吞噬一本本书和一堆堆糖果，那时我除了糖果几乎什么也不吃。我那时已经恋爱，遏制着泪水，没有丝毫机会，爱上了某位班花。不是像在书中读到的年轻人那种又苦又甜的爱，书中描写道，灵魂因爱情而痛苦，但仍然振奋，生机勃勃，而我仿佛遭到当头一棒。更为糟糕的是，那一阵子，我的肉体贪得无厌，猥亵地在夜晚，甚至在白天，不停地折磨我。我想摆脱，永远从肉体与灵魂这两大敌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想变成一片云，变成月球表面的一块石头。
我每天晚上起来，走出家门，在大街上，或在城外空旷的田野里游荡两三个小时。有时，将城市一分为二的带刺铁丝网和雷区吸引着我，一次，我在黑暗中大概闯进了某个无人区，冷不丁踩到一个空罐子，罐子发出的响声犹如山崩地裂，说时迟那时快，黑暗中响了两枪，近在咫尺，我拔腿就逃。然而，第二天晚上，以及接下来的夜晚，我又回到无人地带，仿佛一切已经让我厌倦。我甚至走到偏僻的干河谷，直到看不到任何亮光，只有影影绰绰的山形和稀稀落落的星星，还有无花果、橄榄树和夏日饥渴的土地散发出的气息。我十点钟，十一点钟，或半夜，回到家里，不肯说出我去了哪里，也不管就寝时间，尽管父亲已经把就寝时间从九点延迟到了十点。我对父亲的埋怨不予理睬，他犹犹豫豫用让人起腻的笑话努力打破我们之间的沉寂，而我则不做回应：“如果允许，请问阁下在哪里度过这个夜晚，快半夜才回来？你去约会了吗？和某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殿下没被邀请去参加示巴女王王宫里的狂欢吗？”
我的沉默比黏在身上的棘刺或者停学事实本身更令他惊恐。当他意识到，发火与惩罚不起作用时，他就使用小小的挖苦。他微微点了点头，咕哝着：“要是殿下你愿意这么做，就这么做吧。”或者“我像你这个年龄时，都快从高级中学毕业了。不是你那样带有娱乐色彩的中学，经典的高级中学！具有铁一般的军事纪律！上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课！我读欧里庇得斯、奥维德和塞内加的原作！你在干什么？仰面朝天一躺就是十二个小时读垃圾文字！低级小报！下流杂志！《侏儒》和《战俘集中营》！这种令人作呕的读物，只有人渣才读呢！想想克劳斯纳教授的侄孙最终竟成了一个二流子，小混混！”
最后，这种挖苦转化为伤心。早餐桌旁，父亲那双忧伤、宛如狗样的棕色眼睛在我身上逗留片刻，立刻又转移视线，埋头看报。仿佛他迷失了方向，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
终于，我父亲心情沉重，做出妥协。加利利斯代尼海米亚基布兹的一些朋友愿意让我到那里住上几个月，度过一个夏天，我可以亲手干农活，看看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否适合住集体宿舍。如果表明这种夏天体验让我觉得够了，我就得答应回到学校，用应有的认真态度对待学业。但要是暑假结束时，我还没有幡然醒悟，那么我们二人会再次坐下来，进行一场真正的成人谈话，尽量想出我们二人都同意的解决方案。
约瑟夫伯伯本人，老教授，自由党那时提名他为国家总统候选人，与中间派和左派候选人海姆·魏兹曼教授分庭抗礼，听说我要加入基布兹这一令人痛苦的打算，大为震惊。他把基布兹当成民族社会精神特质的威胁。于是他邀请我去他家进行一场严肃的私人谈话，面对面的谈话，不是在我们某次安息日朝觐时，而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在工作日中谈。我忐忑不安，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甚至匆匆写下了三四个要点。我会提醒约瑟夫伯伯，他始终声明：逆流而上。坚定的个人必须始终勇敢地维护他煞费苦心的信仰，甚至要面对来自那些最亲近之人的反对。但是约瑟夫伯伯被迫在最后一分钟取消邀请，因为突发了紧急事件，令其义愤填膺。
因此，没有他的祝福，没有大卫和歌利亚的交锋，我在暑假第一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走向雅法路的中心汽车站。父亲比我早起了半个小时，我的闹钟响过之后，他已经给我做了两个厚奶酪夹西红柿三明治，连同一些削了皮的黄瓜，一个苹果和一片香肠用防油纸包好，外加一瓶水，瓶盖拧得紧紧的，这样就不会在旅途上漏水了。他在切面包时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所以我在出发前给他包扎。在门口，他犹豫着抱了我一下，接着又抱了一下，比较用力，低下头说：“要是近来我伤害了你，我请你原谅。我也过得不易啊。”
突然，他改变主意，迅速穿上西装外套，系上领带，和我一起走向公共汽车站。我们二人抬着装有我尘世全部家当的行囊，穿过黎明前空空荡荡的耶路撒冷大街。一路上，父亲喋喋不休讲述一个个老笑话和诙谐的双关语。他谈到“基布兹”一词的哈西德教派词源，意思是“聚集”，基布兹理念与希腊的koinonia，社区思想，源于koinos，意思是“共同”，有近似之处。他指出，koinonia是希伯来语“勾结”的词源，或许音乐术语“卡农”也源于此。他和我一起登上开往海法的汽车，和我争论该坐哪个座位，再次告别，他一定忘了这不是我到特拉维夫姨妈家里过安息日，因为他祝我安息日快乐，尽管这天是星期一。下车前，他和司机开玩笑，让他开车时尤为小心，因为他带着一个大宝贝。而后，他跑去买了一张报纸，站在站台上找我，朝另一辆车挥手告别。
56
那年夏末，我更换姓氏，从斯代尼海米亚带着行囊来到胡尔达。开始，我只是当地中等学校（谦称“继续教育班”）的一个外部寄膳宿生。服兵役前夕，我完成了学业，加入了基布兹。从1954年到1985年，胡尔达就是我的家。
妈妈去世一年后，父亲再婚，又过了一年，我住到基布兹以后，他和新夫人搬到伦敦。他在那里大约住了五年。我妹妹玛格尼塔和弟弟大卫在伦敦出生，他在那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学会了开车，并完成博士论文《伊·洛·佩雷茨的佚名手稿》，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时而互通明信片。偶尔他把他文章的复印件寄给我。他有时给我寄书，寄些小物品，比如钢笔、笔筒、精巧的笔记本，以及装饰性的裁纸刀，意在和婉地提醒我记住自己的真正命运。
每年夏天他都要回国探访，看看我真正过得怎么样，看看基布兹生活是否真的适合我，与此同时检查一下老屋的状况，他的图书馆感觉如何。在1956年初夏，父亲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详细的信，向我宣布：下星期三，假如不是特别麻烦你，我计划到胡尔达看望你。我已经打听并且确定每天中午十二点有一辆车从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发车，大约一点二十抵达胡尔达。现在是我提问题：1。你能来公共汽车站接我吗？（但是如果有问题，比如说你忙，我很容易打听到你在什么地方，自己找到你。）2。我在特拉维夫乘车前该吃点东西，还是到达基布兹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当然，条件是不给你添任何麻烦。3。我打听到，下午只有一班车从胡尔达开往雷霍沃特，我从那里可以换车去特拉维夫，再换车回耶路撒冷。但是那样，我们只有两个半小时可以支配。我们够吗？4。或者，还有一个办法，也许我可以在胡尔达住一夜，乘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的公共汽车离开胡尔达？那样，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你不难给我找到住处（一张简易床甚至一个床垫足矣）；（二）基布兹不会对此不以为然；（三）你自己觉得此次相对较长的看望挺舒服的。请马上予以答复，采取哪种方式。5。除了个人用品，我还应该带些什么？（毛巾？床单？我以前从未在基布兹待过！）自然，我们见面时我会给你讲所有的新闻（不是很多）。我给你讲我的设想，如果你感兴趣。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设想。我希望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二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余见面再叙。爱你的父亲。
那个星期三我一点钟下课，请了两小时的假，午饭后就不去上班了（我那时在层架式鸡笼那里上班。）然而，上过最后一节课后，我急忙回去换上沾满泥土的蓝工作服和笨重的工作靴，接着我跑向拖拉机棚，找到藏在坐垫下的福格森拖拉机钥匙，发动引擎，一溜烟咆哮着开往公共汽车站，从特拉维夫开来的公共汽车两分钟前就已经到了。一年多没有见面的父亲已经等在那里，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焦虑不安地等待帮他的那个人出现。令我万分惊奇的是，他穿的是卡其布裤，一件浅蓝色短袖汗衫，戴一顶基布兹风格的草帽，没有穿西装打领带。远远看去，他就像我们的某位“老伙计”。我想象得到，他经历一番苦思，才这般装束，对一种他感到有几分敬重的文明表示尊敬，即使它不符合他自己的精神品质与原则。他一只手拎着破旧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拿手绢抹去额上的汗水。我轰隆隆向他驶去，几乎就在他鼻子底下刹车，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则在前翼子板上摆出主人翁的架势，朝他探出身子说：你好。他抬眼看着我，镜片下的眼睛显得有些夸张，因此像个受惊吓的孩子，忙不迭地回应我的问候，尽管他并不完全确定我是谁。当他认出我来时，显得十分吃惊。
过了片刻，说：
“是你吗？”
又过了片刻：
“你长这么大了，健壮多了。”
最后，他恢复了正常：
“请允许我说，你的竞技表演，不太安全，险些从我身上碾过去。”
我让他等在那里，站在背阴处，把福格森开回棚子里，因为它已经演完了剧中角色。而后我带父亲去了食堂，我们在那里突然都意识到，我们已经一般高了。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