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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只是经审查从苏联百科全书里撕去的一页。或者，我仿佛雅典娜，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降生；我是某种倒生的耶稣，从一个童贞男子看不见的精神中托生出来。每天早晨，天将破晓之时，院里石榴树枝头的鸟儿把我唤醒，她用贝多芬《致爱丽丝》的最初五个音符来迎接白日的到来：“啼——嗒——嘀——嗒——嘀！”接着，更为激动：“啼——嗒——嘀——嗒——嘀！”躺在毯子下面的我，深情地将其完成：“嗒——嘀——嗒——嗒！”我在心中，把鸟儿叫作爱丽丝。
我那时为父亲难受。仿佛他是倒下去的受难者，本身没有过错，却遭受某种旷日持久的伤害，好像我妈妈在故意虐待他。他非常劳累，伤心，即使他像平时一样总是在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他一向憎恨沉默，并为出现的任何沉默谴责自己。他那双眼睛，像母亲的眼睛，下面有半月形的黑晕。
有时，他白天得在上班时离开，带她去做检查。那几个月他们什么都检查过：她的心脏、肺部和脑电波，消化、激素、神经、妇科病和循环系统。没有效果。他不吝花钱，请过各种各样的大夫，带她去看私人医生；他甚至不得不从父母那里借些钱，尽管他憎恨借债，讨厌他母亲施罗密特奶奶的方式——喜欢“插手”，为他修理婚姻生活。
我爸爸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厨房，整理已经洗好的衣服，榨水果汁，给我和妈妈端来温果汁，想让我们强健起来。上班前，他也设法草草回复编辑和学者们的来信，接着，他冲向公共汽车站，破损不堪的箱子里装着好几个叠好的购物袋，准时到塔拉桑塔楼上班，在“独立战争”期间，坐落于守望山上的大学被与城市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就搬到了塔拉桑塔。
他五点钟会回到家里，路上已经在肉铺、电器商店或药店逗留，径直进门看看妈妈是否感觉好些，希望他不在家时她会睡上一会儿。他会用小勺喂她吃下一点土豆泥或米粥，我和爸爸不管怎么样都会熬粥了。接着，他把门反锁上，帮她换衣服，尽量和她说话。他甚至可以试着说说从报纸上看到或从图书馆里听来的笑话，逗她开心。天黑之前，他会急急忙忙再次出门去商店，挑选各种东西，马不停蹄，仔细阅读一些新药的说明书，甚至顾不上坐一会儿，试图吸引妈妈聊聊未来巴尔干的局势。
接着，他会来到我的房间，帮我换床单，或在我的衣柜里放上樟脑球，因为快过冬了，与此同时低声哼唱一些令人多愁善感的情歌，遗憾的是跑调了，要么就是试图把我拉进关于巴尔干未来的争论。
天擦黑之际，莉兰卡——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母亲最好的朋友会来看望我们，莉兰卡阿姨也是罗夫诺小镇人，和妈妈是塔勒布特的同班同学，撰写过两部儿童心理学著作。
莉莉亚阿姨带来一些水果和李子蛋糕。父亲端上茶和饼干，还有她的李子蛋糕，而我则把水果洗干净，连同小碟和刀子一同端上来，而后我们让她俩单独谈话。莉莉亚阿姨和我妈妈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眼睛红红的，而我妈妈却像平时一样冷静安详。爸爸克制住了对这个女人的极端厌恶之情，礼貌地邀请她共进晚餐。干吗不给我们机会宠宠你呢？范妮娅也会高兴的。但是她总是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仿佛是在让她参加某种不体面的行动。她不想妨碍我们，但愿此事不要发生，然而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她到家里来，很快他们就会为她忧心忡忡。
有时，爷爷奶奶也会来，从穿着上看好像赴舞会。奶奶穿着高跟鞋，黑丝绒长裙，戴着白项链，先到厨房巡视一番，而后坐到妈妈身边。接着她便检查一包包药片和小药瓶，把父亲抓过来，看看他的领口，当检查过我的手指甲后，她厌恶地皱起眉头。她决定做出伤感的评论，现在的医学已能够查出大部分病症，只要病原是来自肉体，不是来自精神。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爷爷总是像一只兴高采烈的幼犬一样迷人躁动，吻吻我妈妈的手，称赞她的美丽：“即使生病也漂亮，痊愈后会更加漂亮，明天，即使不是今晚。嘿，怎么啦！你已经像花一样了。非常迷人！真可爱！”
我父亲仍然固执地坚持要我每天晚上九点准时关灯。他悄悄走进另一个房间——起居室、书房兼卧室，在我母亲肩膀上加一条披肩，因为已然秋天，夜晚正在变凉，他坐在她身边，把她冰凉的手放在自己一向温暖的手里，试图同她简单地聊上几句。他就像故事中的王子，试图唤醒睡美人，可即使他吻她，也无法将其唤醒：苹果咒语不会破。也许他吻她的方式不对，或者她在梦中等待的不是一个戴眼镜的话匣子，他精通百家学说，总在噼噼啪啪讲笑话，为巴尔干的未来担心，是某种全然不同的王子。
他摸黑坐在她身边，因为她那时受不了电灯灯光，每天早晨，我们上班、上学前都要关闭所有的百叶窗，拉上窗帘，好像妈妈变成了《简爱》中阁楼上那个令人恐怖的可怜女人。他摸黑坐着，默默地抓过妈妈的一只手，一动也不动，不然就是用双手紧紧握住她的双手。
但是，他不能一动不动地坐上三四分钟，除了在放有卡片的书桌旁，无论在我生病的妈妈身旁，还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坐不了三四分钟。他是一个活跃的人，始终忙忙碌碌碌，忙着做事，忙着说话。
当无法继续忍受黑暗和沉默时，他就会把书和许多卡片拿到厨房里，在油布上给自己擦干净一块地方，坐在椅子上工作一段时间。但独自地囚禁在这个烟熏火燎的书房里，很快便让他神情沮丧。因此每星期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站起身，叹口气，换上西装，梳头漱口，洒点须后水，轻轻来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是否睡着（因他之故，我总是装睡），接着他走进妈妈的房间，总是那么几句话，总是同样的保证，她当然不会阻拦他，相反，她通常抚摸他的脑袋说，去吧，阿里耶，到外面玩去吧，那里的人可不像我这么死板。
他头上戴着亨弗莱·鲍嘉式的帽子，腋下夹着把雨伞以防万一，走了出去，快步经过我的窗前时，小声哼唱，那歌声可怕地跑了调，并带有浓重的阿什肯纳茨口音：“……我头偎在你的胸口，我遥远的祝祷找到了归处。”或者：“你可爱的眼睛像一对信鸽，你的声音像银铃般悦耳！”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然而却不知自明，然而却不想知道，然而却原谅爸爸。我希望他在那里稍许得到一丝快乐。我绝对不愿勾画那里发生了什么，在他自己的“那里”，但是我不想勾画的东西却在夜深人静之时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晕眩，让我无法入睡。我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我的身体已开始成为一个无情的敌人。
有时，我有一种感觉，家里没人时，妈妈实际上白天上床睡觉。有时，她起来在家里走来走去，总是光着脚，尽管父亲恳求她，给她买了拖鞋。我妈妈在走廊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走动，战争期间，走廊是我们的避难所，现在走廊里堆满了书，墙上挂着地图，成了作战室，我和父亲在那里指挥以色列安全部门和自由世界的防御工作。
即使白天，走廊也黑漆漆的，除非你打开电灯。我妈妈在黑暗中来回飘然走动，没有变化，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像犯人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有时她开始唱歌，好像要和我父亲比比高低，但调子把握得比他准多了。她唱歌时声音阴郁深情，仿佛冬夜品尝加香料的温酒。她唱歌时不用希伯来语，而是用声音甜美的俄语，富于梦幻的波兰语，或者偶尔用意第绪语，听上去像是抑制着眼泪。
爸爸夜晚出去，总是信守诺言，半夜之前回来。我能够听见他脱下衣服，接着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轻轻哼唱，把一块饼干蘸在茶里。接着他会洗个冷水澡。（要是用热水，你得提前四十五分钟用木头烧小锅炉，先要用煤油把木头点燃。）而后，他会轻轻来到我房间确定我已经睡着，替我拉拉被子。只有那时，他才轻轻走进他们的房间。有时，我听见他们二人小声说话，听着听着便睡着了；有时那里一片死寂，仿佛没有生命。
爸爸开始害怕自己对妈妈失眠负有责任，因为他睡在大床上。有时，他执意把她安置在沙发床上，每天夜里沙发变成床，他自己睡在椅子上。（我小时候管它叫作“汪汪沙发”，因为你打开沙发，它的样子就像气势汹汹的狗张开大口）。他说，如果他睡在椅子上，她睡在床上，对大家真的都比较好，因为他不管睡在哪里都像根木头，“即便睡在滚烫的平底锅上”。实际上，如果知道她睡在床上，他在椅子上会睡得更好；反之，知道她在椅子上一连几个小时失眠，他即使睡在床上也睡不好。
一天夜里，快半夜了，我房间里的门轻轻打开，爸爸在暗中向我俯下身，我一如既往，赶紧装睡。他没有替我把被子盖好，而是掀开被子，钻到我被窝里。像那时一样，像11月29日建国决议通过后那样，我的手看到了他的眼泪。我惊恐万状，急忙把双膝蜷起紧紧贴到肚子上，希望并祈祷他不会注意到我为什么夜不成眠，要是他发现了，我会当即死掉。当爸爸钻到我被窝里时，我的血液凝固了，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千万别发现我干脏事啊，良久，我意识到，溜进我床上的剪影并非父亲，恍然在噩梦中。
她把被子拉过我们二人的头顶，亲热地搂抱我，低声说，不要醒来。
早晨，她不在那里了。第二天夜里，她又来到我的房间，但是此次，她从“汪汪沙发”上搬来一个床垫，睡在我床边的地板上。接下来的又一个夜晚，我执意，尽量模仿爸爸不可一世的神态，要她睡到我床上，我睡在她脚下的床垫上。
仿佛我们都在玩随乐声抢椅子的游戏，它叫随乐声抢床。第一轮：普通形式——我父母睡在他们的双人床上，我睡在自己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