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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已经看够了。半分钟，他们就被逮进了我那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相机里。
在超市等候付钱，比如说，我前面的一个女人矮小而丰满，约莫四十五岁，非常吸引人，因为她的体态或表情显示，她什么都尝试过了，现在已经是处变不惊，就连最异乎寻常的体验也只是引起她顽皮的好奇心而已。而我身后的一个士兵，也就二十来岁，显得有些愁眉苦脸，正用渴求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个什么都懂的女人。我向旁边退出半步，以便不挡住他的视线，为他们准备一间铺着厚地毯的房间。我关上百叶窗，倚门站在那里，而现在幻觉本身充满了流动，非常具体，包括他在极度兴奋中羞答答带有喜剧色彩的触摸，以及她满怀同情慷慨大方的生动触摸。直到钱柜旁边的女子抬高了声音：下一个！那口音不能确定是俄罗斯口音，也许是中亚某个国家的口音？我已经到了撒马尔罕，到了美丽的布哈拉，双峰驼，粉石砌成的清真寺，穹顶撩人、地毯厚实柔软的圆形祈祷大厅，伴我和我买的东西一道走到大街上。
1961年我服过兵役后，基布兹胡尔达委员会将我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两年。我学习文学，因为基布兹急需文学老师，我学习哲学，因为是我坚持要学。每星期日下午四点到六点，百名学生聚集在梅塞尔楼的大报告厅里倾听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的讲座“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我妈妈范妮娅在20世纪30年代也跟随伯格曼教授攻读哲学，当时大学依旧坐落在守望山上，她还没有嫁给我的父亲，每逢回忆起伯格曼教授，她都满怀深情。1961年，伯格曼教授已经退休，他是位荣退教授，但是他那清晰隽永的学识将我们深深吸引。更想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曾经在布拉格和卡夫卡一起上学，他有一次对我们说，他实际上连续两年和卡夫卡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直到马克斯·布罗德出现，取代了他在卡夫卡身边的位置。
那年冬天，伯格曼课后邀请了五六个他最喜欢的或最感兴趣的学生来他家里待上几个小时。每星期日晚上八点，我乘坐5路公共汽车从吉瓦特拉姆新校园去往热哈维亚大街伯格曼教授那简朴的公寓。房间里总是充满旧书、新鲜面包和天竺葵花散发出的淡淡的宜人气味。我们坐在沙发上，或者在大师，在卡夫卡和马丁·布伯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为我们写下认识论史和逻辑学原理的作者脚下，席地而坐。我们静静地等候他开口。
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即使上了年纪，仍旧是个大块头。他雪白的头发不住抖动，眼角周围的皱纹既顽皮，又具有讽刺意味，富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满怀狐疑，又像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目光那样天真无邪，与老年时代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照片非常相像。伯格曼操中欧口音，在用希伯来语行走时步态不太自然，仿佛他精通这门语言，但是有点得意洋洋，就像一个追求者为所爱之人接受了他而欣欣然，决定抬高自己，证明她没有看错人。
在这些聚会上，我们的老师几乎只关心一个题目，即灵魂生还问题，或者人死后是否还有机会生存。整整一冬天的星期日晚上，他就向我们讲述这些。雨打窗棂，花园里风在低吟。有时，他让我们谈自己的见解，他一丝不苟地听着，不像老师耐心地指导学生行路，而是像人倾听一个复杂乐章里的一个特殊音符，以便定夺它是对还是错。
“没什么，”一个星期日晚上他这样对我们说，我没有忘记，我确实没有忘记，我相信自己可以逐字逐句地重复，“没什么东西可以消失。从来没有。‘消失’这个词的本意指宇宙，可以说是有限的，可以离开它。但是没——什么——东西（他故意把词语拖长）能够离开宇宙。什么也进入不了宇宙。就连一颗微尘也无法出现，也无法消失。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原子聚集在一起，而后分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与变形，但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从有到无。即使长在某病毒尾巴上的最微小的毛发也不会。无限一词的概念确实非常广阔，无限地广阔，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封闭的，密封得严严实实：什么也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进入。”
停顿。狡黠、天真的微笑宛如喷薄的日出洒满他表情丰富的迷人脸庞：“也许有人能够向我解释，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执意告诉我唯一的例外，唯一注定要下地狱、化为乌有的事物，在一个原子也不可能被毁灭的广袤宇宙里唯一注定要停息的事物就是我可怜的灵魂？除了我的灵魂，一切事物，每粒尘埃，每滴水，都将继续生存，直至永远，尽管形式不同？”
“灵魂，”一个年轻聪颖的天才从房间角落里轻声说，“是任何人也看不到的。”
“就是，”伯格曼表示赞同，“你在咖啡馆里也碰不到物理定律或者数学规则。也碰不到智慧、愚笨、欲望与恐惧。尚未有人取些快乐或憧憬作为样品，放到试管里。但是谁，我年轻的朋友，谁现在在和你们说话呢？是伯格曼的幽默吗？是他的脾脏？也许是伯格曼的大肠在说话？是谁，要是你们原谅我说这种话，是谁在你们脸上洒下一点也不惬意的微笑？不是你们的灵魂吗？是你们的软骨吗？是你们的胃液吗？”
又有一次他说：
“死后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无论如何，用可证明或论证的知识无法知道。要是我今天晚上告诉你们，我有时听到死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比多数活人的声音要清晰，明白易懂，你们有理由会说，这个老头年老昏聩了。他在行将就木之时可怕地发了疯。因此我今天晚上不和你们谈论声音，今天晚上我将谈论数学：因为没——有——人知道在我们死亡的另一边是否存在着事物，还是不存在事物，我们可以从这种全然无知中推断出，那里存在事物的概率与不存在事物的概率完全等同。百分之五十休止，百分之五十幸存。对于像我这样的犹太人，一个中欧犹太人，与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是同代人，如此珍惜幸存的机会一点也不坏。”
戈尔绍恩·肖洛姆，伯格曼的朋友与竞争对手，也为死后的生活问题着魔，甚至可能是深受折磨。在他死去的那天早晨，广播中播报了他的死讯，我写道：戈尔绍恩·肖洛姆在深夜去世。现在他知道了。
伯格曼现在也知道了。卡夫卡也是。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还有这个咖啡馆里的众多男男女女，所有那些我在故事中讲述的人们，以及那些被完全遗忘的人们。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有朝一日我自己也会知道。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各种不同的细节。以防万一。
51
我在塔赫凯莫尼学校读三四年级时是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热情的孩子。我分期写了一部历史小说《犹大王国的终结》，还写了几首关于征服、关于民族辉煌的小诗，类似于亚历山大爷爷的爱国主义诗篇，目的在于模仿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民族主义进行曲，如《贝塔进行曲》＇1＇ ：“……抛洒你的热血献出你的灵魂！高擎熊熊火炬，平静就像泥潭，我们为壮丽的事业而战！”我也深受波兰犹太游击队和隔离区起义之歌的影响：“……抛洒热血又算哪般？英雄精神气冲霄汉！”还有父亲经常激动万分声音颤抖着给我读的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血与火的旋律！/登上高山，征服溪谷，不论你看到什么——拿获！”在所有诗歌中最令我振奋的就是《无名战士》这首诗，作者是亚伯拉罕·斯特恩，化名亚伊尔，斯特恩帮的首领。我经常在晚上熄灯后独自一人满怀深情地在床上小声背诵：“我们是无名战士，要为自由而战；四周笼罩着死亡阴霾，我们用生命从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血光映红的岁月，在黑漆漆的绝望之夜，让我们的旗帜在村庄和城镇的上空飞扬，因为我们战斗捍卫的是正义之光！”
沸腾的热血、土壤、烈火与钢铁令我陶醉。我一遍又一遍想象自己在战场上英勇捐躯，我想象父母满怀忧伤与骄傲，与此同时，一点也不矛盾，在我英勇地战死后，在泪眼汪汪享受过本－古里安、贝京和尤里·兹维发布的那激动人心的悼词之后，在为自己伤心之后，在激动而哽咽地看到大理石雕像以及记忆中的赞美之诗后，我总是能够从暂时的死亡中健康而坚实地崛起，沉浸在自我欣赏中，将自己升为以色列军队的总司令，指挥我的军团在血与火中去解放敌人手中的一切，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缺乏阳刚之气、雅各似的可怜虫不敢将这一切夺回。
梅纳赫姆·贝京，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工作将领，在那时是我童年的主要偶像。甚至在这之前，在英国托管的最后一年，无名地下将领激起了我的想象。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见他的形象披上了《圣经》的辉煌光晕，我想象他正待在朱迪亚沙漠的荒凉沟壑中的秘密司令部里，打着赤脚，扎着皮腰带，就像先知以利亚站在卡麦尔山的山石中一样熠熠生辉，他从偏僻的山洞里，脸上露出年轻人的那股天真，发布命令。他长长的胳膊夜复一夜伸入到英国占领军的心脏，炸毁司令部和巨石障碍，冲破一道道防御墙，轰炸弹药库，把满腔愤怒倾泻到敌人的大本营，在我父亲编写的传单上，称敌人为“盎格鲁－纳粹敌军”、“亚玛力”＇2＇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我妈妈曾经说到英国人：“不管是不是亚玛力，天晓得我们会不会很快就会怀念他们。”）
以色列国建立后，希伯来地下武装的最高首领终于浮出水面，一天他的照片出现在了报纸上，下面署着他的名字：不是像阿里·本－参孙或者伊弗利亚胡·本－凯都米姆那样的英雄，而是梅纳赫姆·贝京。我大为震惊：梅纳赫姆·贝京的名字或许适合泽弗奈亚大街上一个说意第绪语的零星服饰用品商，或者盖乌拉大街上一个镶着金牙制作假发与紧身胸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