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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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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到汉姆孙或斯特林堡甚至史威登堡神秘主义创作的回声。从此我母亲会像从前一样保持沉默,密切关注,像精确调试好音调的乐器。与此同时,他们如痴如醉慷慨地向她道出一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为的是引起她的注意。
多年过去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两位,他们对我说,我母亲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子,一个真正受到神灵启迪的读者,每位作家孤独地在书房里艰苦劳作时都梦幻着拥有这样的读者。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创作真是一件憾事,她过早的离世可能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而那时希伯来女性创作者屈指可数。
要是这些名人雅士在图书馆或街上碰到我的父亲,他们会和他简短聊聊教育部长迪努致大学校长们的书信,或是扎尔曼·施奈欧尔在年事已高之际想成为沃尔特·惠特曼,或克劳斯纳教授退休后谁会接替他做系主任,而后他们会拍拍他的肩膀,眼睛放光,笑容可掬地说,请向你的太太致以温馨的问候,一个真正出色的女人,那么文雅而富有洞察力的女人!颇有艺术天赋!
他们深情地拍着他的肩膀,在内心深处却嫉妒他拥有那样一个妻子,不知她看上这个书呆子什么了,即使他渊博、勤奋甚至相对来说,不是一个不微不足道的学者,但是在我们当中却是个学究气十足、完全没有创造力的学者。
在咖啡馆里的这些谈话中,我的角色别具一格。首先我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彬彬有礼聪颖机灵地回答这些难题,比如说我多大了,在学校里上几年级,我是不是集邮,有没有剪贴簿,他们这些日子在地理课上教我们什么了,希伯来语课上教什么了,我是不是个好孩子,我读过多夫·吉姆西的哪些作品(或者亚阿里、或者卡达里、或者爱文·扎哈夫、或者申哈尔的哪些作品),所有的老师我都喜欢吗。偶尔也问:我开始对年轻女士感兴趣了吗?我长大以后会干什么——也做教授吗?还是做个拓荒者?还是在以色列军队里当个陆军元帅?(那时我在内心深处得出结论,作家们都有点虚假,甚至有点滑稽可笑。)
其次,我的任务是不许插嘴。
我不能让人意识到我的存在。
他们在咖啡馆里每次至少聊上七个小时,在这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我甚至比屋顶上发出轻轻声响的电扇表现得更为安静。
如果在陌生人面前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就要遭受惩罚:可能从放学后的那一刻就要待在家里,连续两个星期;或失去和朋友们玩耍的权利,或在接下来的二十天里不得在床上读书。
连续一百个小时独处会得大奖,奖励一个冰激凌,甚至奖励一根玉米棒。
他们几乎不怎么让我吃冰激凌,因为它对嗓子有害,让人着凉。至于玉米棒,街角有卖的,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上坐着开水锅,一个胡子邋遢的人从锅里拿出热呼呼香喷喷的煮玉米,用绿叶子给你包好,上面再撒些盐,几乎就不让我吃玉米棒子,因为胡子邋遢的人显然不干不净,他的水里也许都是细菌。“但是,要是殿下你今天在阿塔拉咖啡馆里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就让你在回家的路上自由选择:是冰激凌还是玉米棒,随便你喜欢哪个。”
于是在咖啡馆,父母和他的朋友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谈论教授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编辑、出版商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一些谈话我听不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慢慢变成一个小间谍。
比如说,我研制了一个小小的秘密游戏,可以玩上几个小时,不用动,不用说,不用辅助道具,甚至不用铅笔不用纸。我会看着咖啡馆里的陌生人,试图从他们的衣着和手势上,从他们看的报纸或是点的饮料上,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来这里之前干了什么,之后他们会到哪里去。那边那个女人刚刚悄悄笑了两次——我试图从她的表情上推断出她在想些什么。那个身材瘦削戴帽子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每进来一个人都很失望,他在想些什么?他苦等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竖起耳朵,从空中窃取只言片语的谈话。我斜倚身子窥探大家在读什么,观察谁急急忙忙地离去,谁刚刚进来就座。
根据某种不确定的表面迹象,我为他们编织出错综复杂但激动人心的生活。比如,那个嘴唇流露出痛苦、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的女人,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周围浓烟缭绕,柜台后面墙上的挂钟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就站起来三次,进了女厕所,接着她又回来坐在已经空了的茶杯面前,用棕色的烟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瞟一眼皮肤黝黑、身穿西装背心、坐在立式衣帽架附近的一张桌子的男子。一次她站起身,走向那个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弯下腰,对他说了两三个词,而他只点头称是,现在她又坐在那里抽烟去了。这里面得有多少可能性啊!从这些碎片,我能够编织出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与故事!也许她只是询问,他看完报纸后能否把报纸拿给她看。
我的眼睛设法避开女人那硕大的胸脯侧影,但无济于事,当我闭上眼睛,它却走近了我,我可以感觉到它的温暖,它几乎拥抱了我的脸庞。我的双膝开始颤抖。女人正在苦等她的情人,他答应前来,但是却忘记了,因此她坐在那里如此绝望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一杯又一杯喝着清咖啡,来减轻嗓子眼里的苦痛。她一次又一次消失在厕所里,往脸上扑粉,掩饰泪痕。女招待给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端来一高脚杯甜酒,以驱散他的忧伤,因为他的妻子离他而去,投向一个年轻的情人。也许,此时此刻,那对情侣正驾驭某爱情之舟,沐浴在洒向大海的月光下,在船长操办的舞会上跳贴面舞,爱迪生影院那令人魂牵梦萦的音乐随风飘荡伴他们起舞,驶向某个顶呱呱的胜地:圣莫里兹、圣马力诺、旧金山、圣保罗、无忧宫。
我继续编织我的网络。我想象那个年轻情人,就像纳尔逊“纳维卡特”板烟烟盒上所描绘的那个骄傲而有男子汉气度的水手,实际上就是他答应了一根接一根抽烟的女人,今晚来与她会面,而现在他却远在千里之外。她徒然等待。“先生,你也被命运抛弃了吗?你也和我一样形单影只吗?”那就是她刚才走向那个身穿西服背心的男人,冲他弯腰,用古老浪漫故事的语言冲他所说的话,而他点头称是。不久,这一对被抛弃的人儿一起走出了咖啡馆,在外面大街上,他们手挽着手,无需多说一句话。
他们二人一起去哪里呢?
我在想象林荫大道和公园,月光迷离的长椅,通往石墙背后小房子的小巷,烛光,紧闭的百叶窗,音乐,故事到此变得对我来说过于甜美与恐怖,令我无法讲述,也无法忍受,我连忙避开。接着,我把目光投向坐在我们桌子附近的两个中年男子,他们在下棋,操一口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其中一位正在吮吸并抚摸一根冰凉的红木烟斗,另一位偶尔用一块花格手绢擦去他高高的额头上那并不存在的汗水。一个女招待走过来,朝拿烟斗的男人轻轻说了些什么,他用带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请另一个人原谅,又向女招待道歉,走向膳窗口旁边的电话机。说完话后,他挂上电话,站了一会儿,显得有点可怜与失落,接着跌跌撞撞回到桌边,显然再次请棋友原谅,接着他向他解释着什么,这次是用德语,急急忙忙在桌子上放了一些硬币,转身离去;他的朋友生气了,几乎强迫他把硬币放回兜里,但是另一个不肯,突然硬币滚到了地上几张桌子下,两位先生不再推让,跪在地上把硬币捡起来。
太迟了,我已经为他们做出决定,他们是一对堂兄弟,整个家族都被德国人杀光,只有他们二人幸存。我已经用一笔巨额遗产和一个怪里怪气的遗嘱来丰富了他们的故事,按照遗嘱条款,谁在对弈中获胜,他就能够得到三分之二的遗产,而输者只能得到三分之一。接着我又给故事引进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孤女,她与一些年轻移民被从欧洲送进基布兹,或受教育的机构,真正的遗产继承人是她,而不是那两个下棋的。在这里,我自己进入故事之中,充当身披闪光盔甲的骑士、孤儿保护者,将从没有资格获得遗产者的手中把遗产夺回,将其归还给真正的主人,我这样做并非一无所获,而是赢得了爱情。但是赢得爱情后,我再次闭上双眼,迫切需要掐断故事,开始监视另一张桌子。或者盯住眼睛深黑的跛脚女侍者。这似乎是我作家生涯的开始:在咖啡馆,苦苦等待冰激凌或者玉米棒。
直至今天,我一直用这种方式行窃。特别是从陌生人那里。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比如说,在诊所排队时,或在某政府部门的等候室,火车站或飞机场。甚至有时在我开车堵车时也在偷看身边的车辆。偷看并编造故事。再偷看,再编造更多的故事。从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她补妆时的姿势可以断定她是哪里人吗?她家境如何?她的丈夫是个什么人?要么就是捕捉到那边那个留着并不时髦的连鬓胡子的小伙子,他左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则比画着切东西的动作,感叹号,紧急呼救信号:他为什么明天一定要飞往伦敦?他做什么生意做得不称心?谁在那里等着他?他的父母长什么样?他们是哪里人?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今天晚上,今天夜里,在伦敦着陆以后计划做什么?(现在我不再惊恐地停在卧室门口了,我悄悄地溜了进去。)
倘若陌生人与我满怀好奇的目光相遇,我则怀着歉意冲他们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把目光转向别处。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很怕在行动中被抓获,并让我做出解释。但不管怎么说,一两分钟后,我就不需要继续偷看我漫不经心编织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了,我已经看够了。半分钟,他们就被逮进了我那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相机里。
在超市等候付钱,比如说,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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