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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妈妈正在自己惩罚自己，就是为了惩罚我。”
亚历山大爷爷说：
“咳，那有什么。精神状态。抑郁症。总有一些怪念头。这证明心依旧年轻。”
莉兰卡阿姨对我说：
“你也不易啊。你是这么聪明伶俐、多愁善感的孩子，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作家。你妈妈对我说你是她生命中的一缕阳光。你真是一缕阳光。不像某人，幼稚的自私自利使得他此时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未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为糟糕。没有关系。我现在是和自己唠叨，不是和你。你是个有点孤单的孩子，也许现在比平时更加孤独了，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需要和我进行知心谈话，不要犹豫，请记住，莉兰卡不止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只要你允许，我也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不是用成年人看待儿童的方式来看待你的朋友，而是一个真正的志趣相投的朋友。”
我也许明白，莉兰卡阿姨说的“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指的是父亲经常在晚上去看朋友，尽管我无法明白在鲁德尼基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挂着秃鸟和松果鸟，餐具柜后面的玻璃门后有一堆酒椰编的动物，或者在阿布拉姆斯基那可怜而失修——因为他们一直哀悼儿子，几乎顾不上打扫收拾的住宅里，她所指的玫瑰花蕊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猜测在莉兰卡阿姨所说的玫瑰花蕊中有些东西不可能。也许正因如此，我不想了解，不想与父亲一丝不苟地擦鞋或他新买的须后水联系起来。
记忆欺骗了我。我现在想起曾经完全忘却了的事情。我重又想起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事，而后又再次忘记。今天早晨，我想起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前的往事，离今天有四十多年了，仿佛一轮旧月映现到窗玻璃上，又从玻璃上映现到湖面，记忆从湖面撷取的不是映像本身，映像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是这样。现在，在这里，在阿拉德，在一个秋天早上六点半，我冷不丁看到轮廓极其分明的一幅画面：1950年或1951年冬日午饭时分，天空阴云密布，我和朋友鲁里克沿着雅法路走到锡安广场附近，鲁里克轻轻捅捅我的肋骨悄悄地说，嗨，你往那边看，坐在那儿的不是你爸爸吗？咱们赶紧溜吧，免得他看见并意识到我们逃了阿维沙的课。于是我们逃之夭夭，但是离开时，我透过西海尔咖啡馆前面的玻璃，看见父亲就坐在里面，放声大笑，一个女人背朝窗子和他坐在一起，父亲抓过她一只手——她戴着一只手镯——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从那里逃离，从鲁里克的眼前逃离，从那以后我从未完全停止逃离。
亚历山大爷爷总是亲吻年轻女士的手。父亲只是有时这么做，此外，他只是拿起她的手，弯腰看她的手表，与自己的进行比较，他几乎对每个人都那么做，手表是他的癖好。我只逃过这一次课，此次逃课专门去看在俄国大院里展出的烧毁了的埃及坦克。我永远不会再逃课了。永远不。
我恨了他两天。真丢脸。过了两天，我把恨转嫁到母亲身上，恨她患有偏头疼，装腔作势，总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都怪她，因为是她自己迫使他去寻找生命迹象。而后，我恨我自己，因为我听任鲁里克的诱惑，就像《木偶奇遇记》里的狐狸和猫一样，逃阿维沙先生的课。我为什么就没有一点骨气？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影响？一个星期以后，我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只有十六岁那年，在胡尔达基布兹一个可怕的夜晚，我记起透过西海尔咖啡馆的玻璃窗看到的情形。我忘却了西海尔咖啡馆，就像完全忘却了我在上午提前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妈妈身穿法兰绒睡袍静静地坐在那里，不是坐在窗前，而是坐在外面的院子里，坐在光秃秃的石榴树下一把折叠帆布躺椅里，她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她的书像平时一样打开倒放在膝头，暴雨正在袭击着她，她一定已在冷雨中待了一两个小时，因为当我把她拉起来拖进屋里时，她浑身湿透，人已经冻僵，就像一只透湿的鸟儿永远也飞不起来了。我把妈妈拖到浴室，从她的衣橱里给她拿出干衣服，我隔着浴室的门，像大人一样指派她，命令她怎么做，她没有回答我，但是完全照我的吩咐去做，只是一点没有停止那不是微笑的微笑。我对父亲只字未提，因为妈妈用眼神让我保守秘密。对莉莉亚阿姨，我只说了这样的话：“莉莉亚阿姨，你完全错了。我永远不会成为作家或者诗人，也不会成为学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我没有情感。情感令我厌恶。我要当个农民。我要住到基布兹里。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当个毒狗的人。用装满砷的注射器。”
春天，她稍见好转。春天的节日——树木新年＇1＇ 那天，国家临时议会主席海姆·魏兹曼在耶路撒冷宣布立宪会议——即第一届议会开幕，早晨，妈妈穿上她那条蓝裙子，建议父亲和我跟她到特里阿扎丛林小游。我觉得她穿这件衣服举止优雅，显得很漂亮。当我们终于离开装满图书的地下室，出门走进春光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暖慈爱的光。父亲和她手挽着手，我稍微跑到前面一点，像只小狗崽，因为我想让他们互相说说话，也许因为我太高兴了。
妈妈做了一些奶酪三明治，里面夹着西红柿片、煮鸡蛋、红青椒和鳀鱼，父亲自己榨了一瓶不冷不热的橘子汁。我们走到丛林边上，铺了一小块油布，伸开四肢躺在上面，吮吸饱尝冬雨的松林散发出的气息。嶙峋的山坡长出一层厚厚的绿茸毛，正透过松树窥视着我们呢。我们可以看见约旦边境那边阿拉伯小村淑阿法特的房屋，尼比萨姆维尔的纤细光塔耸立在地平线上。父亲说，在希伯来语中，“丛林”一词和“聋”、“安静”、“勤勉”、“耕耘”等词意义相近，又对语言之魅力发表了一小通演说。妈妈因为情绪特好，所以又给他说了一大串同义词。
接着她向我们讲起一位乌克兰邻居，一个机敏、英俊的男孩，他可以确切地预见哪天早晨黑麦会发芽，甜菜什么时候会吐出嫩叶。所有非犹太民族的姑娘都为斯蒂凡这个男孩发狂，他们管他叫斯蒂凡沙或者斯蒂欧帕，可他自己却疯狂地爱上了塔勒布特学校的一个犹太老师，他爱得如此深切，以至于曾经想在河中湍流里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又是个出色的水手，沉不下去，他漂到了河畔的一个庄园，庄园的女主人引诱了她，几个月之后，她给他买了一个小酒店，也许他依旧待在那个地方，由于饮酒过度，沉湎女色，变得既丑陋又臃肿。
这一次妈妈使用“沉湎女色”一词时，父亲忘了要制止她，甚至也没有大喊“孩子在呢！”他头枕着她的膝头，伸开四肢躺在油布上，嘴里嚼着一片草叶。我也一样，四仰八叉地躺在油布上，头枕在妈妈的另一个膝头上，嘴里嚼一片草叶，让令人沉醉的温暖气息充盈肺腑，空气中充满了清新的芬芳，昆虫嗡嗡，在春意中陶醉，被冬天的风雨洗涤得干干净净。倘若时间就此定格，写作也就此定格，在她去世两年前，那个春天的树木新年，我们三人在特里阿扎丛林时的画面定格：我妈妈身穿蓝色连衣裙，脖子上优雅地系了条红丝巾，笔直地坐在那里，显得十分漂亮，而后倚在一棵树干上，一个膝头躺着我的父亲，另一个膝头躺着我，冰凉的手抚摸我们的脸颊和头发，头上，群鸟在洗过的松树上唧唧喳喳，那该有多好。
那年春天她确实好多了。她不再夜以继日地坐在椅子上面对玻璃窗，她不再看见光就退却，或听到任何响动就惊悸不已。她不再不管家务，连续几个小时看她自己所喜欢的书。她的偏头疼稍见好转，几乎恢复了食欲。她再次仅用五分钟就在镜子前梳妆完毕，轻轻敷上一层香粉，抹点口红和眼影，梳头，再用两分钟站在敞开的衣柜前挑选，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时神秘、漂亮、光彩照人。以往的客人重新出现在我们的房子里，巴－伊兹哈尔（伊萨勒维茨）夫妇，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对劳工运动深恶痛绝的虔诚的修正主义者，汉娜和哈伊姆·托伦、鲁德尼基夫妇，但泽城来的托西亚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他们在盖乌拉大街上开了一家娃娃修理店。男人们有时迅速而不好意思地瞥一眼我的母亲，又急急忙忙地避开目光。
我们又在安息日晚上来到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的圆桌前，点蜡烛，吃鱼冻饼，或者吃两头用针线缝起来的八宝鸡脖。星期天上午，我们有时去拜访鲁德尼基夫妇，午饭后，几乎每个安息日，我们都从北向南穿过整个耶路撒冷，到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里朝觐。
一次吃晚饭时，妈妈突然向我们讲起，她在布拉格读书时，在租住的房间里有盏落地电灯，放在扶手椅旁边。第二天爸爸下班回家的路上，来到乔治王大街的两家家具店和本－耶胡达大街的一家电器商店，他一一比较，又回到第一家店里，拿着一盏最漂亮的落地灯回到家里。那盏灯花掉了他近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妈妈吻了我们二人的前额，露出奇怪的微笑向我们保证，她离开很长时间后，那灯依旧能够给我们二人以光明。父亲陶醉在胜利中，没听见她说的这些话，因为他从来就不好好地听人说话，还因为他那奔涌不息的语言能量已经席卷着他去追寻原始闪米特语中光的词根NWR，阿拉米语形式menarta和阿拉伯语中的同义词manar。
我听到了，但是不明白。也许我明白了，但没有抓住其中的意义。
后来又开始下雨了。爸爸再次请求批示，在我安顿上床后，“出去看一些人”。他保证不会回来太晚，不会发出噪音，他给她端来一杯热牛奶，穿上他锃亮的皮鞋，西服上衣口袋里露出白色三角手绢，像他父亲一样，身后飘着须后水的芬芳，走出家门。当他经过我的窗户时，我听到他啪的一声打开雨伞，哼着跑调的小曲，“她有多么温柔的小手，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