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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势力范围缩小到围困起来的一块块马赛克似的定居点，或者是一片片定居点，那里只有通过护航才能保障食品、燃料和军火供应。
而英国人仍然继续维系其统治，把力量主要用在帮助阿拉伯人作战上，并束缚犹太人的手脚，犹太人的耶路撒冷逐渐和整个国家隔绝开来。它通往特拉维夫的唯一一条公路也遭到阿拉伯人的封锁，护航员只能不定期地将食品和必需品从沿海运往耶路撒冷，付出了沉重代价。1947年12月末，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区实际上陷于围困。伊拉克正规军得到英国管理部门的允许，控制了洛什哈阿因的抽水站，炸掉抽水装置，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区除水井和水库外，再无别的水源。孤零零的犹太区，如老城城墙内的犹太人居住区，也门莫西、梅库尔哈伊姆和拉马特拉海尔由于与城里的其他犹太我住区隔断了联系，因此陷于重重围困中。犹太人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监管食品配给和每隔两三天在炮火间隙中沿街按照人头分发饮水的车辆。面包、蔬菜、糖、牛奶、鸡蛋和其他食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按照食品券分配给各家各户，这些生活用品发光后，偶尔分给我们一些劣质奶粉、面包干以及味道怪怪的鸡蛋粉。医药用品几乎用光，伤员做手术时有时不打麻药。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因为几乎不可能弄到煤油，所以我们一连几个月生活在黑暗中，或者使用蜡烛。
我们那拥挤不堪、像地下室的住房变成楼上居民们的炮弹掩体，认为它在轰炸和枪击时比较安全。我们取下所有的窗玻璃，用沙袋把窗子堵住。从1948年3月到第二年8月或9月，我们日夜住在山洞般从不见天日的黑暗里。在这沉沉黑暗和无法摆脱的污浊空气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二十或二十五个人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邻居、素不相识者、熟人，以及从第一线居住区里来的难民，他们就睡在床垫或者草垫子上。他们当中有两个老态龙钟的女人，终日坐在走廊的地板上，神情木然，有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自称先知耶利米，动不动就悲悼耶路撒冷的毁灭，向我们大家预言阿拉伯人在拉马拉附近有毒气室，“他们在那里已开始每天毒死两千一百个犹太人了”，还有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还有亚历山大爷爷的鳏夫兄长（琪波拉伯母1946年去世），约瑟夫伯伯本人——克劳斯纳教授——同他的弟妹哈娅·爱里茨迪克——这两个人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设法从已被包围与外界隔断联系的塔拉皮尤特逃脱，来和我们一起避难。现在他们和衣躺在小厨房的地板上，那里如今被视为房子里最为安静的地方，他们也没脱鞋，时睡时醒——因黑暗之故，难以辨别夜与昼。（据说，阿格农先生也携夫人离开塔拉皮尤特，与热哈维亚的朋友们住在一起。）
约瑟夫伯伯用他那略带哭腔的尖厉声音，为不得不留在塔拉皮尤特的图书馆及其宝贵手稿的厄运痛惜，天晓得能否再看见它们。至于哈娅·爱里茨迪克，她唯一的儿子阿瑞尔已经从戎，为保卫塔拉皮尤特而战，很长时间，我们不知他是死是活，有没有负伤或被关进监牢。＇2＇
米尤多夫尼克夫妇的儿子格里沙在什么地方与帕尔马赫＇3＇ 共同作战，二人从第一线的贝特以色列地区的家里逃出来，在我们的小房子里落脚，与其他几家人一起挤在战前我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我对米尤多夫尼克先生深怀敬畏，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在塔赫凯莫尼用的署名马提特雅胡·米尤多夫尼克的那本绿皮书《三年级算术》就是他写的。
一天上午，米尤多夫尼克外出，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于是他的太太去市里的停尸房仔细寻找，回来时很高兴，疑虑全消，因为没有在死人堆里找到她的丈夫。
又过了一天，米尤多夫尼克还是没有回来，父亲像往常一样想打破沉默或者是驱除不快，开始打趣。他宣布，我们亲爱的马提特显然发现某位穿卡其布裙的具有战斗美，现在正和她并肩作战呢（他拙劣地试图使用双关语）。
但是一刻钟过后，这个费劲找乐的父亲突然神情严峻，自己去了停尸房，在那里，根据自己借给米尤多夫尼克先生的那双袜子，设法辨认出那具已被炮弹炸烂的尸体。大概因为尸体已经面目全非，米尤多夫尼克太太没认出来。
在遭围困的那几个月，妈妈、爸爸和我躺在走廊一头的床垫上，整个夜晚，人们鱼贯而行，艰难地从我们身上跋涉过去，上厕所，厕所臭气熏天，因为没水冲洗，因为窗口被沙袋堵住。每隔几分钟就会发射一枚炮弹，整座山都在颤抖，石头砌成的房屋也在颤抖。有时，房子里有人做噩梦，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会把我惊醒。
2月1日，一辆轿车在犹太人办的英文报《巴勒斯坦邮报》大楼外面爆炸，整座大楼毁了。怀疑是支持阿拉伯人的英国警察所为。2月10日，半正规的阿拉伯武装向也门莫西区发动大规模攻击，被那里的防御者击退。2月22日星期天上午十点半，一个自称“英国法西斯军团”的组织在耶路撒冷的心脏本——耶胡达大街引爆三辆装满炸药的货车。六层高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瓦砾，大部分街道变成废墟。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家中遇难，约一百五十人受伤。
就在那一天，我那位近视眼的父亲到泽弗奈亚那条窄胡同里的民族卫士总部要求入伍。他得承认自己以前的从军经历极其有限，只给伊尔贡编辑一些非法的英文标语（“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可耻！”“打倒纳粹英国人的镇压！”等等）。
3月11日，美国总领事那辆谁都认识的轿车由领事的阿拉伯司机驾驶，开进犹太人代办处大楼前的院子，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整个国家的组织机构都在那里办公。部分大楼在爆炸中被炸毁，几十人丧命或受伤。在3月的第三个星期，从沿海地区护送生活必需品的努力没有成功，围困更加严重，整座城市处于饥饿边缘，严重缺水，并有爆发瘟疫的危险。
我们地区的学校从1947年12月中旬就停课了。一天早晨，我们这些在塔赫凯莫尼和教育之家读书的三四年级的孩子被叫到马拉哈伊大街的一座空住宅里集合。一个小伙子，脸晒得黝黑、随意穿一套土黄色便装、叼着烟卷，我们只在介绍时得知他代号为加里巴尔迪，向我们发表了大约二十分钟的训话。他语气严肃，非常实在，我们以前只从成人的谈话中见识过。加里巴尔迪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在院子和储藏货物的棚子里寻找空口袋（“我们在口袋里装上沙子”）和瓶子（“有人知道怎样把鸡尾酒灌进去，让我们的敌人美美享受一番”）。
我们还学着到荒地或废弃的院子里采集野生锦葵，其阿拉伯名字叫作“苦巴采”。这种野生锦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可怕的饥饿。妈妈把野生锦葵煮过，或者炒过，用它做各种丸子或者酱泥，这东西看上去像绿油油的菠菜，但是更为难吃。我们也轮流值勤，白天每小时都有两个小孩放哨，从俄巴底亚大街选个合适的屋顶，观察施纳勒军营英国军团的动静，其中一个孩子时不时跑到马拉哈伊大街的作战指挥室，向加里巴尔迪或他的一个副官禀报英国兵在做什么，有没有准备离开的迹象。
加里巴尔迪让比我们稍大一点的四五年级的孩子在泽弗奈亚大街和布哈拉居住区的各个哈加纳哨所之间传递信息。妈妈恳求我“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成熟，不要搞这种孩子气的游戏”，但是我不能按照她的意愿行事。我特别擅长收集瓶子，仅仅一个星期我就想方设法收集到了一百四十六只空瓶子，用盒子和口袋装起来拿到了总部。加里巴尔迪本人拍拍我的后背，斜眼瞟了我一眼。他边透过敞开的衬衣抓前胸的汗毛，边对我说：“干得非常漂亮。也许我们有朝一日还会听到你的消息。”我在这里如实记下他说的话，字字句句。五十二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没有忘却。
【注释】
＇1＇ 贾马尔·侯赛尼（1892——1982），生于耶路撒冷，最初攻读医学，后成为阿拉伯政界领袖。
＇2＇ 我父亲的堂弟阿瑞尔·爱里茨迪克曾经在《第三十把剑》一书中描写了他在解放战争时的经历。——原注＇3＇ 帕尔马赫，英国托管时期犹太人地下军事武装哈加纳中的先锋队，1941年5月成立，1948年战争期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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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我发现儿时认识的一个妇女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的太太（二人都是我们家的常客）那些日子一直坚持记日记。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妈妈在轰炸时有时坐在走廊角落的地板上，把笔记本放在膝头，笔记本下还垫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她在写着什么，全然不顾炮弹爆炸、迫击炮轰鸣和机关枪扫射，对于终日住在我们黑暗、臭烘烘的“潜水艇”里的同住者之间的争吵充耳不闻，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漠然对待先知耶利米充满宿命色彩的叨咕、约瑟夫伯伯的哀叹，以及一个老太太（她的哑巴女儿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她换掉湿尿布）宛如婴儿般的刺耳哭喊。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母亲在写些什么，我没有拿到她的笔记本。也许她在自杀前将其全部焚烧了，连一张写满字的纸片都没有给我留下。
我在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的日记里读到：
1948年2月24日
我疲倦……如此疲倦……储藏室里满是死伤者的物品……几乎无人前来认领这些物品：无人认领，物品的主人遭到杀戮，或者受伤躺在医院里。一个头和胳膊都有伤但可以走路的人来到这里。他的妻子被打死了。他找到她的外衣、照片和内衣……当初怀着爱与生存之乐购买这些物品，而今它们却被堆在了地下室……一个年轻的小伙子，G。前来寻找他的物品。在本——耶胡达大街的汽车爆炸事件中，他失去了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之所以得以逃脱，是因为那天夜里没在家睡